让我们了解一下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史，以便有利于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所借鉴。从马克思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然被埋葬之日起，至今已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历史已证明马克思的警告式的预言，事实上是西方人的福音。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改革，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推进人类文明的机会。这使他们在整个人类近代史上处于人类文明的前列。

   对于我们现代中国人来说，我们所面临的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将不可能允许我们重走西方人那条过于漫长的老路。只要我们能真正从理论上把握所有有关问题的实质，我们是能够在较短的时期达到我们的目标的。现实中就存在着这种先例。同样的路，英国（包括欧洲）走了600年，美国走了200年，日本走了100年。中国走向世界的路上已经走了100多年了，要达到美、日的水平并与之齐头并进，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多少年呢？这就要看我们中国人自己如何用实际行动回答了！

   英国社会保障系统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英国社会的改革史。而这种改革的高潮尤其呈现在酝酿阶段（1688～1906）。在这一阶段200多年中，英国实际上扮演了人类历史火车头的角色。可以认为，这一时期的英国简直凝聚了当时人类文明的精华，在人类文化的几乎一切方面它都是那么众星闪耀、辉煌灿烂。它“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诞生；它提供了“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培根以及随后一大群杰出的哲学思想家。他们共同开辟了具有伟大的科学繁殖力和创造力和经验主义哲学园地；它提供了人类自由思想的始祖──洛克；它提供了“现代的政治经济学的始祖”──威兼．配第（1623～1987）；它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自由资本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和最后完成者─—亚当．斯密（1723～1790）、李嘉图（1770～1823）；它为人类提供了一大批关切人类共同命运的杰出的社会思想家、人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光辉的著作，例如托马斯．莫尔（1478～1535）及其《乌托邦》、弥尔顿（1608～1657）及其《论出版自由》、《为英国人民辩护》、李尔本（1614～167）及其《人民公约》、《贵族专政的剖析》、温斯坦莱（1609～1652）及其《自由法》。霍布斯及其《论公民》、《利维坦》、洛克及其《政府论》、穆勒及其《论自由》……，它首创了人类第一次产生革命。它提供了人类最早确认并保护个人技术发明创造价值的法律制度—专利法。它提供了人类最早的动力革命─—瓦特1746～1819──的蒸汽机发明；它贡献了人类近代第一位科学巨星─—牛顿（1942～1727）和引起人类巨大观念的变革的伟大科学家─—达尔文（1809～1882）……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可以明显看到，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处于全方位的创新、革新、革命、全面地突飞猛进。而所有这一切变革全部密切关联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即这时的英国社会管理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社会管理系统的变革（也即社会法、行政、司法等上层社会管理部份的结构和功能的变革）。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它的封建性质的腐朽。大臣专横，挥霍无度，滥征新税；工商业中的封建垄断和专卖制度严重限制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加之对政治反对派和清教徒的残酷迫害等等，国内的种种社会力量愈来愈集中表现于王党和国会两派的斗争，并最终爆发了内战。国会军在克伦威尔率领下取得了胜利。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1647）。然而克伦威尔的独裁断送了共和国。关于其本人死后按封建惯例由其儿子理查即位（1658）。倒退的历史最终变为斯图亚特王的复辟（1660）。尽管如此，人心思变，社会潮流非少数人的意志能遏止。虽然英国人只是采取了妥协的形式，通过一次宫廷政变，借助荷兰执政奥伦治的威兼的军队的力量推翻了复辟王朝（1688年11月）。经过近半个世纪曲折反复的斗争，英国人终于翻了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君主宪制，“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诞生。这一次政变即史称“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的第二年，国会便通过了《权利法案》。王冠与民权宣言一道被献给两位君王（威兼和玛丽）。“法案”限制了国王的权利。没有国会的同意，国王无权停止法律的效力，无权建立专门法庭，无权随意征收和使用税款，无权建立常备军等等。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分上、下两院。内阁操纵国家行政权利，内阁由拥有多数席位的党派组成，且仅对国会负责。大臣名义上由国王任命，首相一般是多数党的领袖。国王“统而不治”，实际上并愈来愈成为一种仅仅最高权利的象征。

   “光荣革命”给英国人带来的是人类公共理性─—法律的权威对一切个人权力的超越，国会的立法权威对国王权利的超越，是个人专制时代的历史终结。这是引起英国后来几乎形成连锁反应的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如工业革命、农业革命，科学革命、国会改革、宪章运动、文官制度改革、劳动立法等等）的最根本的起点和前提。包括社会保障系统，因为社会保障系统的产生和完成，实质上且最终是通过严格意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操作过程来体现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法律本身的权威，没有立法机构─—国会──超越于国王和少数社会权贵的权威，所有社会改革的措施是必难推进的。当然，历史同样证明，如果没有广大人民劳动者积极的政治性参与和顽强斗争的精神，上层国会也是难以主动采取措施的。英国社会管理系统更大量的变更发生在19世纪。这与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以来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显然是密切相关的。19世纪初期出现了维护一般人基本权利的激进派运动著名代表是威廉．科伯特（1762～1853）。他们通过《共和主义者》、《每周政治纪事报》等自己创办的报纸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改革国会、扩大选举权，表现了一般英国人民政治性参与意愿的觉醒。1819年9月16日激进派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举行了约8万多人参加的大集会。政府出动军警弹压，示威群众死伤600余人，史称“彼得卢大屠杀”（以此对称于滑铁卢对拿破伦之战，讽刺当局对手无寸铁的民众的胜利）。政府颁布法令，禁止政治性集会，禁止出版反政府的书刊，并用征税手段限制激进派出版物的发行。但是人民的斗争并没有中止。间接的成果是5年后废除了禁止结社的法令，允许工会合法存在。于是各种“工会”、“协会”、“联盟”相继成立。这些组织均以改革国会作为自己组织活动的目标。这些努力终于促成了1832年国会改革法案的通过。这次改革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接着1867年又通过第二次改革方案选民资格扩及所有城镇工人。

   1870年的文官制度改革，确立了录用文官必须通过公开竟争的考试的原则，以杜绝人事制度中的腐败现象，提高行政效率，1873～1876年对司法制度进行改组，简化了司法程序；1872年国会又实行了无记名投票选举办法。

   1733年工人凯发发明飞梭织布机，1764年理发师阿顿发明水力纺纱机，1769年工人瓦特发明蒸气机车，1779年青年工人克隆普顿发明自动螺机，1785年工人史第芬逊发明蒸气机车，在英国掀起了铺设铁路的热潮……。所有这些发明者的利益都经过登记受到专利制度的保护。人们的创造直接与自身的利益，幸福紧密关联。这一连串发明创造掀起了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尤其其中标志着动力革命的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更是给予工业革命以巨大的推动。

   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农业革命，构成了整体的产业革命。英国的农业人口1841年就已降到全部人口的22%以下。

   与此同时，处于英国社会智能文化、信息生产系统和权能文化信息生产系统中的大量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自从弗．培根以来的大量英国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牛顿、威廉、配弟、亚当．斯密、李嘉图，休膜、边沁、穆勒、达尔文、斯宾塞……，共同为英国的（从而也是为人类世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创立了深厚的学以致用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基础。

   洛克开创了人类近代最早的关于自由的政治思想基础。他的关于人类意志自由思想理论，不仅影响了英国人民对民主政治的追求，而且影响到法兰西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他是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了以天赋人权为核心的社会契约论的人。他也是分权政治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在英国，最早提出“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家是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约翰．弥尔顿。他认为政府的目的“不论在和平或战争时期都首先应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这是“完善的政治生活的先决条件”。他把言论出版自由看作是“一切伟大智慧的奶母”，扼杀这种自由即是“扼杀一个民族的智慧”；威廉．配弟提出了最初形式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亚当．斯密他创造了在“一只无形的手”控制下完全自由竞争中的纯粹“经济人”模型；李嘉国进一步从劳动时间对商品价值的决定论学说和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等方面，客观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故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后最伟大的代表”；边沁创立了功利主义的法学、伦理学说，主张“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利益”，利已主义原则是保证“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利他主义）的手段，“避苦求乐”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行动准则。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自由竞争，是自由资本主义法学、伦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一历史阶段涌现出了一大批关切人间疾苦、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社会思想家、人文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乃至科学社会主义者。

   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讲民主和自由的国度。在这里，人们可以具有较多的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的自由。这时英伦岛成了大陆其他国家的政治流亡者的避难地。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里对于人类智慧的头脑，具有最大的吸引力。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里最后创立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及其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1884年英国社会主义联盟成立，同年费边社会主义团体也应运而生，掀起了进行社会调查、揭露社会矛盾、呼吁社会改革的热潮。言论出版自由为知识份子们积极投入社会改革兴起有益于改革的公众舆论，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其中特别是韦伯夫人为皇家委员起草的关于济贫法的《少数人报告》和后来被称为“英国福利制度之父”的社会问题专家贝弗里奇的《关于失业问题的报告》及其后来（1942）的题为《社会保险和有关的服务》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