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世界各地人类社会文明显然处于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尤其中国和西方，自古以来交通不便，文化信息交流极为不易，更是因风土之隔而有巨差。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文明准则、社会系统的有序状态等等明显各异。然而尽管如此，同作为自组织系统的人类社会而言，毕竟从人类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社会需求等各种层次的基本社会变化参量来看，共同性到底是主要的。事实上由于交通、通迅工具的日益进步，作为人类文化交流的一个必然结果，人类明显地正在愈来愈趋于运用共同的一套社会参数来考察分析切国家，比如社会总产值、人均产值、人均国民收入、恩格尔指数、人均闲暇时间指数、国民政治参予指数、国民文化教育指数社会民主参量、社会舆论真实反映率等等。地球上人类整体性文化认同的结果，使印第安人进入现代化工厂，爱斯基摩人走出传统的雪屋……，文化随着商品，随着新的语汇，随着人类不断趋新的生活方式，乘驭着电波飞速地扩散到地球上一切有人类居住的角落。人类文化的趋同与流水的趋平和气味的均匀扩散，都是不可逆阻的自然规律。只有顺应这种规律，力争使自己民族文化跻身于整个人类文化之中，才是真正爱国的英雄主义。在如今人类由于火箭、激光、电脑摧袭而不得不开放的时代，仍旧维持传统的封闭心态是有害的。

   从英国社会保障系统的演进可见，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福利保障、社会文化教育保障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并且，保障内容和层次是随着合法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不断扩充和丰富的。社会保障系统只能是成熟的法治社会的产物。缺乏社会各阶级、阶层对于立法机关的有效监督手段和法津制度在全体公民中的崇高权威的社会，是很难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系统的。英国社会保障系统的，也即社会改革的历史，所提供的教训是什么呢？福利主义制度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明显忽视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人类为万物之灵，但却非天生自愿的创造者。当完全消除了社会环境中对于个人的一切可能的风险时，实际上也即完全窒息了创造力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是天生的懒汉或许更符合真理。西方古代的思想家多数认为人性偏恶。黑格尔更认为“恶”是社会进步的动力，道理恐怕正在于此。

   人类社会生活关于保障系统的社会化需求是随着封建社会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趋于崩溃而逐渐兴起的。商品经济愈发达，工业化愈普遍，建立社会保障系统的需求就愈迫切。

   社会保障由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福利保障、社会文化教育保障三方面组成。后进的民族将可以借助人类的理性，缩短地再现先进民族社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进程。这种“缩短地再现”历史的可能性，同样也存在于人类社会系统的管理和生产方面。这正是借鉴历史的奇效。目前在世界比较明显地产生过这种“奇效”的国家，至少可以举出美国和日本。

   前中国驻英国大使柯华在《马克思墓前》一文中写道：

   　　“……王震同志访问英国时，我曾陪同他访问过伦敦一个失业工　　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的两层楼房，有餐　　室、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　　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　　医疗，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

   　　“在英国，两口之家每周收入在43.45英磅以下的，属于最贫困　　者，国家将给予补贴。这部份人包括失业、无业的人，还包括乞　　丐和其他无家可归的的人……。我们根据英国的实际情况，于　　1981年就资本主义当前的状况向国内写出报告，毫不糊地报告观　　察所得：当前英国社会不是金字塔形，而是两头小、中间大，极　　富者极小，极贫者也极小，广大中间层较富裕，过着较舒适生　　活。

   　　“调查报告分析说：（一）当今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主要来　　原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而不是传统观念的工人劳动剩　　余值；（二）资本主义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调整　　仍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三）不能说帝国主义阶段　　就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四）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说法也已不　　符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五）在英国和西欧，不存在革　　命形势，更没有出现以革命武装镇压反革命武装的可能……。在　　西方国家，没有党派斗争，便没有民主。英国所有公务人员，包　　括撒切尔首相，都要接受监督。撒切尔夫人购买汽车、她的丈夫　　是否使用首相官邸信笺、他们儿子做生意有无行贿、她的开支是　　否出格等等，都受到质询，受到监督的这种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　　上保障了民主权利。有助于增加执政的透明度，限制和减少了渎　　职和贪污等丑恶现象的滋生。一定的民主，不但不妨碍其统治的　　稳定，反而有表现社会公正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观念较　　强，不能简单地说全是骗人的。资本主义法律集中到一点，就　　是公开宣称保护私人财产、保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维护资本主　　义制度。如英国王室公主，因没有在指定的停车区停车，毫无例　　外地接到警察的罚款单，并在报纸上披露。这样的民主和法治有　　助于资本主义制度。”

   适当风险对于促成人们主动的创造精神反而是必要的。问题在于社会系统应该为一切个人提供尽可能充分的受到法律保护的选择自由，而不是一切由政府大包大揽，过分重视财富的分配，甚至强制实行平均主义。这只能更加削弱整个社会系统克服风险的能力。

   从治贫的角度看，政治参与意愿的贫困、经济的贫困、文化的贫困虽相互扭结难解难分，但从克服这些贫困的人类社会宏观统计的操作程序上看，解决第一个贫困则是最为根本的最需超前的。仅提经济改革或仅着眼社会财富的分配、经济手段等等，都只能是亡羊歧路、隔靴搔痒，至于还摸仿西方实行高消费、高税收举债、扩大公共事业的开支等等的做法更是行不通。目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关键，依然在政治体制方面。严格地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真能相对独立政治体制的经济体制。所以，除非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经济体制改革是难以动作的。

   建国50年，基本是党和政府由行政系统直接控制，管理社会一切事务，支配社会一切职能的50年中国的经济是行政直接控制的经济、中国的教育是行政直接控制的教育，中国的科研是行政直接控制的科研，中国的文艺是行政直接控制的文艺，中国的舆论是行政直接控制的舆论……。总之，中国社会一切职能都在党和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从历史上看，中国今天的社会一仍如旧，基本上是传统的吏治社会；实质上不存在近代社会的代议制立法系统，也不存在具有独立权威的司法制约机制；没有鼓动人类自由、创业精神的商品自由贸易市场，也没有维护社会自学习、自适应、自组织功能的自由的公众舆论。中国人是穿着共和的衣服，迈着传统的步伐，怀着对未来的理想，懵懵懂懂闯入现代人类世界。

   20年的社会改革被称作“经济体制改革”。从改革的角度看，这种提法是回避了历史和历史所遗留给现实的困难。几十年来中国只存在由行政直接控制的经济。这是不争事实。因此，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实质上就应是改革中国的控制一切社会职能、包括经济职能的行政体制，而根本不可能改革事实上不存在的别的什么经济体制。既然不存在改革别的经济体制，而偏偏行政体制改革又始终难以进行；从而也就不难理解它在改革现实中的必然受挫。

   从世界范围看、从上到下的社会改革最成功且最典型的是英国和日本。它们既各具特色，也存在共同之点。英国的改革动力和压力来自内部。具有长期改革思想、理论酝酿的历史过程（文艺复兴、新教与思想启蒙运动等），产生过象弥尔顿、霍布斯、洛克这样名垂不朽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相对而言，日本的改革压力主要来源自外部，动力来自内部，匆匆出台，缺乏思想理论的历史准备。但日本人善于学习、具有巨大的学习西方理论的热情、学习得快、行得快、有了错误改得也快。重要的是：它们的改革所共同具备的特点，即它们的改革领导者对于自身所属的特权利益阶层，均在改革之初便按法律形式给予了有效的约束。

   日本明治维新的志士们，也对本身所属特权利益阶层的权益给予了极有意义的限制。维新志士一上台，首先关键的即是取消本阶层的封建特权。

   50年来，中国形成了一支庞大、臃肿的官僚队伍，其中约2/3以上直接与经济管理有关。对于世界政治史来说，这是一种极其奇特的历史现象。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直接参与经济管理，前无古人，恐怕亦后无来者。

   政治体制的改革总让一些人神经过敏，以至迟迟不肯出台。有些人是利益习惯性引起的过敏，利益的当然占有，造成非理性本能排斥了人类应有的理性；另有一些人则是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习惯性迫害或被迫害造成的神经紧张引起的过敏，“政治”与迫害的不断关联，形成了潜意识和条件反射。前一种人厌听政治体制的改革，听到人们叫唤“自由”、“民主”就五神烦燥；后一种人恐谈“政治”，听到这两字个便会立即联想到迫害运动。如果凑巧前一种成了改革家，后一种成了理论家，这显然是改革者组合中最不利的一种。

   实际上，“经济体制”的改革，远不象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推行、那么容易可以“让一切都好起来”。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决不象一些人认为的那么困难，那么可怕。恰恰相反，20年经济改革，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引向经济利益，而有意要人们少谈人生其他基本的权利，忽视精神的基本需求，以至所得到的反而是社会中人类非理性本能的恶性膨胀和泛滥，卷起一股遍及社会一切阶层的享乐主义虚狂的热潮。精神的堕落将会使民族的进步丧失最基本的原动力；而权力的腐败在政治上对改革所造成的阻力，则可以最终淹没改革自身。

   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特别加以强调的有六点：

   （一）必须首先尽快解除国家对社会舆论的行政控制，代之法津的约　　　束。这要求重申宪法中规定的公民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权　　　利。容忍持不同政见者，是现代社会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必需　　　的心理素质。保障组党的合法性，必须把“组党自由”写进宪　　　法为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组成。确立法律依据。

   （二）必须按法律方式对国家行政职能范围作出更符合人类社会现代　　　化要求的科学的限定。这要求行政（直接的）权力职能范围必　　　须尽快从充满大量个人创造性活动的经济、科学、文艺、教育　　　等领域中退出。在这些领域必须以法律、财政税收制度形式的　　　约制等间接管理办法，取代直接的行政控制。删除宪法中的一　　　切经济政策和经济条文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