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我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中，看看来电显示。在第一时间向国内朋友报我平安回来的消息，并抓紧了解这次“6．4”15周年纪念还有谁在拘押中。当得知南京的杨天水、北京的刘晓波还没有获得自由，于是，张林、李国涛、许万平与我等人发起了呼吁营救。

   “6．4”15周年纪念日，有10多人被软禁，上百人（这是保守数字，可能要数倍于这个数字）在6月3日和4日期间，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和问话。6月13日上午接到南京杨天水先生的来电。这样，“6．4”15周年纪念日前被关押、软禁的异议人士全部获得自由。尽管当局采取的行动较温和，虽与以往不同，但监控面范围扩大了，动用人力物力比以往都下了功夫。如此使当局下这样的大功夫，是今年上半年的三大互动。三大互动是中国走向民主所作出崭新的尝试。

   2004年2月24日，丁子霖老师等124位“天安门母亲”和“6．4”伤残者发出了《致十届二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的公开信》。2004年2月24日，抗击非典第一功臣蒋彦永大夫向最高当局递交了《关于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建议》。被誉为说真话的英雄。2004年3月，江棋生先生《呼吁良知打破沉默》一文，拉开了2004年上半年体制内民主改革派互动与民间异议人士互动的序幕。2004年2月1日，《自由评论》网友温冬见在杭洲西子湖畔访问了江棋生先生和章虹女士，大胆地提出《公民意识、公民行动与中性互动》。这一理念的出台，加上某些条件和机遇的到来，三大互动悄然孕育而生：（一）中共体制内的互动；（二）西南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三）华东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

   “天安门母亲”和“6．4”伤残者的公开信，真诚地呼吁代表和委员们“拿出勇气和胆识，果敢地就‘6．4’问题向大会递交相关议案，并推动大会与会代表就此案进行讨论、审议。”《公开信》在体制内民主改革派引起较强的互动，海内、外发表文章予以支持、声援。

   胡绩伟先生、李锐先生、鲍彤先生、林牧先生等……发表文章，公开重申自己道德、公义立场，用真言颠覆国家谎言。他们的勇气，乃是中国人真正良心的展示。

   蒋彦永大夫的《建议书》，被世界誉为说真话的英雄。其代表作品有：《英雄蒋彦永，巾（巾国）章诒和》、《刘华清、李锡铭纷亮相，是蒋彦永效应？》、《蒋彦永上书披露中共高层“六．四”决策分歧》、《蒋彦永医生点燃了烽火，我们还等什么》、《刘荻、刘晓波软禁，蒋彦永出差，吕加平失联》、《蒋彦永上书，全民反迫害浪潮渐起》。

   15年过去了，人们仍然记得那些坚持道德公义、反对残暴镇压而被传颂的名子。他们是：赵紫阳先生、万里先生、肖克将军、田纪云先生、芮杏文先生、阎明复先生、徐勤先生、吴祖光先生、李慎之先生、吴阶平先生、雷洁琼女士、杜宪女士等……

   丁石孙先生为法轮功说话，吕加平先生提出江泽民一些问题；41岁的焦国标先生，今年3月发表了《讨伐中定宣部》的文章，特别引起国际传媒的关注。被誉为“中宣部的掘墓人！”

   江棋生先生在《呼唤良知打破沉默》一文中，这样写道：“《公开信》和《建议书》是两份重要的历史性文件。这两份文件以无比沉重和极具权威的事实再一次警示国人；发生在15年前的89民主运动和‘6．4’屠杀事件是大山一般的存在，不管是在宇宙中，在历史上，还是在人们的心中，都是如此，任谁也不能无视，不能抹杀──躲不过去，绕不过去，蒙不过去。同时，这两份文件还以震撼人心的力度对国人的良知和勇气进行呼唤：该是在强权面前打破沉默的时候了！”

   西南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是在今年3月8日开始的。我与万平与贵阳朋友晤面。我来贵阳的第2天，贵阳警方对我与贵阳朋友们的活动进行跟踪。我与万平加上贵阳朋友莫建刚、曾宁、廖双元、方家华、朱正元、孙光全、张重发、黄燕明、李任科、卢勇祥、陈德富等人。吾等来到公园，警方至少派了6辆大、小汽车，男、女便衣布控于吾等周围，对我们的一举一动进行拍照及录像，没有对我们的活动直接干预。3月11日，贵阳朋友们通过了《“三．一一”意向》。

   3月12日，我离开贵阳，前往湖南、浙江、江苏、安徽，开始了华东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历时达近1个月。在这期间，我与上述省籍的朋友们进行了认真沟通、交流，晤面的有刘建安、谢长发、周佩夫、姚小舟、张帆、王荣清、陈树庆、来金彪、杨建民、单称峰、杨天水、张林、王庭金等人。

   华东地区异议人士的互动也引起了官方的密切关注──浙江警方打电话警告浙江朋友王荣清；南京警方多次找杨天水谈话；上海警方对李国涛活动进行跟踪；安徽警方不时对张林、王庭金传唤；我家就象自由市场，政保处的人连电话招呼不打，想来就来。尽管如此，华东地区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下，《危机中的中国社会亟需民主英雄主义》一文，还是按既定时间与公众见面。

   民主英雄主义，绝不是极权专制所宣传的为专制者服务的英雄主义。中国需要、提倡的是林肯式的民主英雄主义、甘地式的民主英雄主义、曼德拉式的民主英雄主义、瓦文萨式的民主英雄主义等……。那么，这样的民主英雄主义在中国产生了没有呢？也许他们就在你们中间。

   变动，变动，动则变，不动则不变。苏东是动、南非是动、台湾是动……。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专制，特别是中共对人民的洗脑，往往把“动”和“乱”联系在一起，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们的思维方式不更新，“动”就搞不好，就不能理解什么是“民主英雄主义”，如果没有摆脱专制所灌输的思维方式，就会把“动”和“民主英雄主义”在旧思维的支配下去类推了。再用旧思维方式去争取民主，争取转型，肯定是困难重重。不要指望天上会掉馅饼，民主不是恩赐的，哪个民主国家不是争取的！如果还念念不忘党的“恩情”，那么，就不难理解中国结为什么至今还解不开！

   我们研究低风险运作多年，也搞了些低风险运作，但效果、作用都不明显。那么，到底什么是低呢？没有答案。今年三大互动，答案有了眉目。“6．4”15周年纪念，政府感受到来自体制内改革派互动与民间异议人士互动的压力。于是，政府采取了扩大面的监控，而这一监控比以往都要温和。我们既讲互动又讲和解（前面提到过三个和解），中共体制内的互动与民间的互动，如果这一互动形成全国更大面积互动，我想风险就不在人民一方，而风险转向了官方政府一方。一旦官方政府方面感到风险越来越大，那么，妥协的一方将是官方政府，他们不得不向人民妥协，这一趋向需要多方创造成熟的条件、机遇和互动。因此，合法、公开纪念“6．4”就不会遥远！

   （2004年6月16日写于济南）

民主论坛2004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