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才进行了一年，武汉分裂了，两大派对立着，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王力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万雄师”，成了“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一桩震动全国的事件———“七·二○事件”，在武汉发生。
   毛泽东想去武汉畅游长江，武汉乱糟糟，已不是一年前的模样。那一次，毛泽东横渡长江，五千人随他伴游，十万人伫立两岸欢呼，何等的壮观、气派。“文革”才进行了一年，武汉分裂了，两大派对立着，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毛泽东断然不能游长江了。毛泽东在那里，处理那棘手的两大派问题。
   “中央文革”当时在武汉的唯一成员是王力。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和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问题。自从阎红彦含冤而逝之后，云南一片混乱。谢富治过去当过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毛泽东派他去。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派去的。比之于关锋、戚本禹，王力的实际工作经验要丰富。谢富治提出增加余立金，毛泽东又建议增加李再含。于是，一行四人，前往西南。另外，还有“北航红旗”四名红卫兵同行。
   7月13日晚，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接到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飞往武汉。电话中，周恩来未说原因，只说武汉有“紧急任务”。其实，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去武汉，调谢富治到武汉，为的是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记得，驻守武汉的部队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北航红旗”红卫兵是否同行？周恩来同意了。
   7月14日上午，周恩来从北京飞抵武汉；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从重庆飞抵武汉，住东湖宾馆；晚，毛泽东坐专列抵达武汉，周恩来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到达武汉，除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知道以外是绝密的行动。
   14日晚，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接毛泽东。谢富治说是要上街看大字报，带着王力去了。谢、王都是“文革”中的“红人”，常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很快就被人认出。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欢迎谢富治、王力。本是“绝密”的行动，一下子就走漏了消息。但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5日一早，毛泽东召见谢富治、王力，听取他们关于西南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
   毛泽东要周恩来出面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听取武汉情况汇报。会议从15日开至18日，参加者不到30人。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过，毛泽东还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7月19日晨，周恩来飞往北京。当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萧前等来到武汉水利学院。那里是“钢工总”的总部。谢富治和王力在讲话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的讲话，使“三钢”、“三新”这一大派“热烈欢呼”。
   消息飞快传出去，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录音到处用高音喇叭广播，武汉轰动了，“百万雄师”愤怒了！
   “百万雄师”不敢碰谢富治，因为谢富治毕竟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王力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说什么“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那“钢铁”不就是指“三钢”那一派吗？王力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百万雄师”，成了“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
   武汉街头贴出了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
   “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引者注：“谭氏”指北京红卫兵领袖人物之一谭力夫），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3200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7月20日凌晨，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八二○一部队六辆卡车急驶，后面跟着四十几辆“百万雄师”的卡车，车上装满手持长矛的造反队员，他们要造王力的反。

   
   “百万雄师”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林彪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军队冲入武汉军区大院，另一部分冲入东湖宾馆。正在睡梦中的王力，被突然抓走，押往军区四号楼，拉到三楼的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里。“百万雄师”的负责人要王力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王力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王力又说：“‘百万雄师’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显然，王力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怒气冲天。如王力所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这位“大秀才”的踝骨被打断了！
   “百万雄师”总动员，出动数千辆卡车排成四路纵队，举行浩浩荡荡的游行。“打倒王力”之声，震撼着武汉三镇。这便是“七·二○事件”。
   消息立即传到北京，传到钓鱼台，传到江青、陈伯达、康生的耳朵里。“百万雄师”敢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所写的回忆录《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载：7月20日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引者注：当时林彪住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在江青之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总理也来了。
   大约一个小时左右，会议散了。
   “武汉出了大问题了！”叶群显得有些紧张和激动。“王力在武汉挨打了，这简直是翻了天！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打了他，就等于打了中央文革。主席正在武汉，这也是把矛头指向了主席。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亲自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中央文革决定，要借这次武汉事件大作一下文章，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文化大革命’，把当前这种反动逆流打下去。”……周恩来办事干练、利索。7月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来专机便离开北京。在飞往武汉途中，空军司令吴法宪制造紧张空气，说是陈再道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布兵，要劫总理。于是，周恩来专机只得降落在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到达武汉之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因为一旦救出了王力，这场轩然大波就会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武汉八一九九部队奉命救出王力。王力回忆道：“利用吃饭的机会，他们把我弄到二十九师。我在二十九师后来又被人发现，又转移到西山。”
   周恩来匆匆赶往毛泽东那里。周恩来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王力回忆说：“这一次主席打破不坐飞机的惯例，坐飞机到了上海。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转移到机场，改乘军内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他老人家对于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毛泽东乘坐的飞机是在7月21日凌晨2时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的。
   7月21日中午，王力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7月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决定利用王力飞回北京之际，大造声势。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凯旋一般欢迎王力。
   7月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所坐的飞机先飞，周恩来在武汉处理好一些事情之后飞机才起飞。到达北京上空，谢富治和王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不降落，“蘑菇”了一些时候，特地让晚飞半小时的周恩来专机降落。这样，让周恩来参加了机场欢迎行列，大大提高了欢迎的“规格”。
   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北京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
   当天晚上，林彪召集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林彪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中央文革”发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揪军内一小撮！”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也就是揪出军队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中央文革”看来，武汉能够爆发“七·二○事件”，“百万雄师”敢于抓“中央文革”的“大员”王力，那是因为“百万雄师”有后台———得到武汉军区“一小撮”的支持，亦即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
   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这样，揪武汉“军内一小撮”便扩展为在全国“揪军内一小撮”。
   北京街头出现的大字报，宣传“中央文革”的新的“战略性”的口号，是“文革”的“第三战役”：打倒“彭、罗、陆、杨”，是“文革”的“第一战役”；打倒“刘、邓、陶”，是“文革”的“第二战役”；“揪军内一小撮”，是“文革”的“第三战役”。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最擅长的莫过于制造舆论，就在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的翌日清晨———7月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送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报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
   当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的集会、游行。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达百万人之众。大会发出了“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
   7月24日凌晨3时，陈再道等奉林彪之命进京“开会”，刚刚到京西宾馆，便受到北京的造反派的围攻。
   “中央文革”决定在北京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的大会。这个决定是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戚本禹一起讨论作出的。最初是准备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可是，他们一看上海发来的“慰问电”声称“百万人大会”，觉得北京只开10万人大会太不过瘾。
   “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戚本禹说。
   “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了100万人吧？”陈伯达问。
   “号称百万嘛！”戚本禹说。
   “行，报上宣传就称百万人大会。”陈伯达道。
   7月25日下午5时，“欢迎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开会前2小时，林彪突然通知“中央文革”，原本他不拟出席大会的，现决定参加。林彪在电话中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林彪的电话，使“中央文革”倍受鼓舞。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翌日，蒯大富、韩爱晶便分别鼓动他们所领导的清华“井冈山”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红卫兵，开展声势浩大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谈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揪军内一小撮’，把反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蒯大富当时的分析，确实道出了林彪心中的“小九九”。
   陈伯达、江青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做继续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军内一小撮”。
   正因为这样，林彪和“中央文革”来了个“亲密合作”，在北京发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黑潮。
   在1967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2期几乎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专辑！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