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心有灵犀跨海通----台海两岸学术交流述评

心有灵犀跨海通----台海两岸学术交流述评

   一、艰难的足迹
   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自1978年以来台海两岸学术交流的基本概况，不难发现，可以大约分为三个阶段：1) 1978---1985， 2) 1985---1989，3) 1989---1995。
   迎风户半开： 1978---1985年
    在此阶段的初期，双方只有极小范围的了解。两岸学者都只能在内部图书馆、资料室看到对岸的学术动向，并且充满意识形态色彩。
    不久，中国大陆开始向西方国家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于是，来自台海两岸的学人开始有了接触和交流。双方意识上的藩篱有了初次的突破。由于大陆封闭三十年之后首次开放，人数很少，环境生疏，学术规范扦格，因而，在逐渐挣脱了初期短暂的隔膜和成见的束缚之后，基于同胞之谊，在美的台湾学者曾给予大陆学者多方帮助，从而首次在海外实现了台海两岸的学术沟通。
    稍后，以邓氏开放政策为契机，逐渐地，在海外的台湾学者的学术著作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大陆。如林毓生、傅伟勋、成中英、杜维明、许倬云先生的著作与文章，此外，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的著作也开始进入，他虽非来自台湾，但他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至今已达二十年，且深切关注两岸学术进展，在两岸学术交流中亦起了重要的作用。
    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在某些方面，台湾学术界在中国大陆与西方学术之间还扮演了某种中介角色。鉴于中国大陆封闭日久，加以语文障碍，因此当时对国际学术进展颇为隔膜，而台湾学人因为先行一步，留学人员众多，并且翻译了大量西方现当代经典名著，为大陆学人提供便捷的桥梁。据笔者所知，当年就有人利用了这段门户半开的特殊时期，大量阅读台港译著，从而较读西文原著迅速得多地拓宽了对国际学术的视野。
   两岸生气赖交流： 1985---1989年

    1985年以后，海外台湾籍学者、小部分台湾学者开始访问大陆，研讨会、演讲会及各类小型交流会在后期愈演愈烈。其中，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福建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各主要大学外，大陆的准“民间机构”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中介作用。例如，北京的“中国文化书院”、上海的“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亚洲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等等。很多台湾学者被这些机构邀请聘任为兼任导师、荣誉教授和研究员，他们在这些没有官式气氛的研究机构内相对自由地讲学，无拘束地同大陆同行们探讨学术，切磋心得，基本上摈除了意识形态色彩，比在官方单位的交流要深入自如轻松得多。譬如，笔者当年在上海主持华东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时，就聘请了前来访问的林毓生、傅伟勋、成中英、龚鹏程等先生为兼任教授，可见其时风气之盛，亦可知当时这些机构还是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的。
    这段期间有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学术会议，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等中国大陆的城市举办，也有少量在香港、新加坡召开。
    当年往访大陆的学者，除理工类和经济学类的学者有相当大的数量，难以胜数外，就笔者所知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者计有：美籍台裔学者杜维明、傅伟勋、林毓生、邹谠、何柄棣、成中英、杨力宇、高旭成、丘垂亮等，台湾学者韦政通、沈君山、龚鹏程、，以及作家兼学者柏扬、龙应台等等，基本上为一时之选。以上所列，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他为笔者所不知或未能回忆者，可谓不胜枚举。
    可以说，两岸人员思想的交流最先是从学术界打开缺口的。其中，在美国的台湾学者扮演了极其关键的先锋作用，而蒋经国先生后期的开放两岸探亲的政策则启开了两岸直接学术交流的闸门。
   暂教舞台移海外： 1989---1995年

    “六四”事件发生后，一方面，由于绝大部分台湾学者为表示抗议而拒绝往访大陆，两岸间直接的学术交流迅速降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大批重要和活跃的中国大陆学者出亡海外，再加上前十年来数量极大的海外留学和访问的大陆学人，可以说，中国大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术重心已经迁移到了海外。以此为契机，在中国大陆之外，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开始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由此，人们看到，两岸交流的变化只是舞台的转移而已。在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台海两岸学者共同参加的学术会议频频召开，譬如，围绕台湾李亦园教授所提出的“大中华经济圈”的设想，就在海内外召开过几次学术会议，而据笔者所知(除理工类和经济方面的以外)，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较为重要的会议就有：
    1991年二月十八---二十二日在夏威夷召开的“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会议，
    1991年五四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从五四到河殇”会议(以及以后每年在五四定期由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召开的以“文化中国”为总主题的专题会议)，
    而1992年由台湾学者在美国加州举办的、有大批来自大陆学者参加的、长达一个月的“浩然营讲习班”，使学者们从学术层面深化了对“台湾经验”的理解。
    以后，还有，1992年九月在哈佛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研讨会，
    1992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中国文化 ”研讨会，
    1992年七月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2年在香港召开的“民族主义问题”研讨会，
    1992年10月5日至6日参加在华盛顿举行《Sino---Tibetan Relations:Prospects for the Future》(中藏关系:前景展望)国际研讨会，
    1993年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孔子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3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中国未来的宪法和宪政学术研讨会”，
    1993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关“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研讨会等。
    1993年10月23--24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与未来中国学社、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在普林斯顿大学联合举办了大型研讨会“香港问题讨论会”，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焦仁和先生从台湾专程来美出席会议，在会议期间与香港、大陆、留美的学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及机构进行了接触，为今后加强沟通联络打下了基础。焦先生与普林斯顿大学学生举行的“两岸关系座谈会”，有五十多位大陆、台湾、香港的学生参加，使台湾海峡两岸三方的学人增进了相互了解，从而共同关注大中国的未来命运。
    1994年六月台北召开“中山先生思想与中国未来”学术研讨会，
    1994年十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了“规范分权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
    1994年十一月在杭州召开了有关“文化中国”的大型学术会议，
    等等。
    在上述学术会议的筹划中，为推动两岸交流，除美国和台湾的一些基金会的捐助以外，一些原有的和新成立的机构起了安排和组织的积极作用，如：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哈佛费正清中心、哈佛儒学研讨会、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哈佛、密西根等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和研究机构等、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未来中国学社、中国留美教授委员、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以及在美的各学科的专业学会，如：中国留美学生学者经济学会、中国留美学生学者历史学会、中国留美学生学者政治学会等等。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驶，中国也重新逐步再进入国际的基本秩序，如此，海外中国人出入大陆势必重新频繁，这就必将逐渐使两岸交流的舞台从海外再返回台海两岸自身。这一趋势，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除海外的研讨会以外，大批的中国大陆海内外学者访问台湾，是1989年之后两岸学术交流的又一个特点。
    先是,在“六四”之前，1988年年底，五位大陆在美留学生钱颖一、吴牟人、裴敏欣、徐邦泰、许成刚应邀访问台湾，作为“零”的突破，揭开了海外大陆学人访台热潮的序幕。不久，在沈君山教授领头发起，台湾企业家捐助下，1989年二月成立了访台奖助金基金会，并于三月，又成立了以李远哲教授为召集人的评审委员会，评审访员资格。于是访台交流遂走上轨道。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引发了海内外的大陆知识分子对北京政权浪潮般的认同危机，不自觉地，海峡对岸的生存方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对台湾的疑惧骤然烟消云散，台湾当局与民间也大都也有欢迎和接纳的意愿，于是，访台热潮于焉兴起。
    台湾当局专门立法，规范赴台参观访问的邀请和接待工作。使该项工作呈欣欣向荣而又井然有序的景观。
    与一般的学术交流相比，访台学术交流呈现了如下几个特点：
    很少纯粹的某一单项学科的抽象理论交流，“台湾经验”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综合性的大课题，而两岸发展的比较研究是笼罩几乎所有交流者的心态。
    由于台湾学术界人士基本上都具有留学欧美的背景，因此大陆的海外学者容易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规范，对于对方的立场和观点，即使不同意，也较能理解，因而争论时也能找到衡量是非的共同标准，容易争出个所以然。因此，大陆的海外学人具有扮演两岸间桥梁角色的潜在可能性。这一点，将来必将更充分地显现出来。
    但是两岸隔绝多年，初次面对，难免拘谨，深入激烈的学术交锋还较少见。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之于一些学术期刊上，如，《台湾社会研究》、《九州学刊》、《二十一世纪》、《当代中国研究》、《当代中国》(英文)等刊物和一些专书、论文集上。

   二、清流交汇何所归？
   “镜面效应”
    “半个世纪之前，乃至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任何想象力丰富的智者都不可能预料到一个远离中国大陆的边陲小岛---台湾，会对中国人整体的生存方式，会对广袤的中国大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种可能性在今天出现了。
    是谓'台湾奇迹'”
    这是笔者在一次访台后说过的话。实际上，迄今我一直相信台湾对大陆的这种“镜面效应”。从长程历史的角度看，尤其如此。而两岸的学术交流，则是促成这种“镜面效应”能起作用的重要杠杆之一。
    任何经验，如果没有经过理解消化，没有经过在另一时空条件下的比较审查，则是不可能有什么意义的。而这正是学术交流的功能。所谓“台湾经验”，只有在学术上客观的比较甄别之下，才能对大陆的发展产生积极的“镜面效应”。作为先行者，台湾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甘苦，也只有在这种理性之光的烛照下，才能转化为大陆朝野共享的精神财富。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台湾的政策性举措，在仔细的评估考量下，正静静地在大陆浮出了地平线。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就是一个典范。
    所谓“新竹科学园区”，实际上，就是台湾的“矽谷”，同时也是海外科技人才的回流凝聚中心。在经过长期考量后，台湾当局在1979年建立新竹科学园区。它临近台湾著名的高校和研究所集中区，离台北市区和机场均不远，交通便捷，人才集中，政策优惠，设备尖端，吸引了大量海内外人才，特别是海外的高级人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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