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陈奎德 杨建利 编
   
   序言

   
   
   
    1989年5月与1999年5月，北京，相隔十年，两个典型场景：一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像，一为美国驻京使馆前遍地狼籍的碎石。
    两幅图景，象征着两种不同的舆情走向，十年一轮回。
    有人说，如果以某一单词的使用频度为准绳，分别衡量和象征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多数中国人的政治心态的话，那么，“民主”是八十年代的旗帜，而“民族主义”则是九十年代的标竿。此言虽过度简化，然“虽不中亦不远矣”。
    这是本书缘起之一。
    民族主义与民主，无论就二者在起源期间共生的历史渊源，还是在嗣后不同时空中二者的相互关系，分分合合，恩怨情仇，复杂难辨。二者既不相同，又非简单对立，盘根错节，若即若离，难于一言以断，无法化约式地处理。
    最近，刚刚结束的科索沃战争，以其漫天的硝烟，勾画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政治哲学，实质上关系到了21世纪新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相处规则。其中的核心内涵，正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逻辑延伸：对民族主权界限的重新界定，主权与人权的关系。不可回避问题是，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为基础的主权至上的国际秩序是否还适用于当代？何谓“正当性的主权”？“内政不可干涉”的原则是否绝对？新(人道主义的)干涉主义可否合法？......
    当前的危机是，目前有关上述问题的全球沟通现状，可谓触目惊心：聋子之间的自说自话——鸡同鸭讲。这里酝酿着极其危险的事态，同时也更凸显了上述问题的紧迫性。
    今天，在此“后柏林墙时代”进而“后科索沃时代”的历史烟云中，民族主义虽然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仍旧咄咄逼人，此起彼伏；但以人权为标志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更是异军突起，汇成横扫全球的狂飙，方兴未艾。二者反射进中国本土，成为两种引人注目的社会思潮及心理现象，相互激荡，形成内在的持续不断的张力。它正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逼迫我们面对它们，与它们对话，并不得不思索如下一些基本问题：
   
    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脉络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何以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又出现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潮逆转？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于何种基本背景？源于哪些内外因素的刺激？
    从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入手分析，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格局有何改变？
    是否存在一个深谋远虑的西方战略：“围堵中国”？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价值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裂。为何出现自我定位的尴尬？我们应如何面对西方，如何自处？
    人类的“归属感”的心理需求诚然不容怀疑，然而“归属”的对象是否一种永恒而单一的指向？特别地，它是否单向度地永远指向民族或国家？
    对目前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强度、广度和持久度的评估？它与世界秩序的潜在冲突，它对世界格局可能带来的后果？
    ............等等。
    这本书，某种意义上就是由上述“问题意识”导致的。实际上，九十年代以来，仅仅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圈子中，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较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荷兰等地先后召开过。而海内外各文种的各类报刊(包括电脑报刊)文章、书籍以及电视广播以此为主题者，更可谓在在皆是，令人应接不暇。本书亦可以看做这期间讨论的部分凝结。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
    一、 民族主义概论
    二、 从近代史看民族主义
    三、 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在中国政治中的紧张
    四、 西方思潮与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五、 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看民族主义
   
    第一部分，作为民族主义这个幽灵的基本画像，探讨它的出生地，它的生命历程，它如何飘流进入中国的，以及它的基本特征。
    第二部分，作为从近代史的脉络对民族主义的考察，探讨它的功能，它在中国的特殊性格，以及它如何塑造了现代世界和现代中国的基本格局。
    第三部分，专题探讨中国民族主义与民主，与自由主义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它与民主自由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内在紧张。
    第四部分，在思想史的层面讨论西方思想各不同流派与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不同关系。
    第五部分，从当代的国际关系格局出发，分析中国的崛起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刺激，及其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后果。
   
    书中文章的作者分别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北美，绝大部分是华裔学者。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他们的背景，虽然各各有异，但是立论态度之严肃则一。有鉴于此，它们就赋有了某种典型性，从而对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来龙去脉，对当代中国人如何面对自己和面对西方，提供了多重视野和值得深思的参考角度。
   
    鉴于中国是本星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鉴于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进展使其不久将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体，鉴于中国是残存共产主义的唯一大国，也鉴于中国当局在科索沃事件时所表现出的与国际秩序格格不入的苗头，因此，它的发展趋势和思潮走向，尤其是象民族主义这种最为起伏不定、最不易为理性驯服的力量，攸关国际社会乃至人类前途。任何对它漠然不屑熟视无睹乃至听之任之，将是对中国与世界的灾难性的失职，甚至可能遭致难以挽救的历史性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