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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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宪政的演化（74）
   Co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七十四、中国大陆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
   74．The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n 1980s
   陈奎德
   
    八十年代，比较而言，是中共自1949年执政以来仅有的一段相对开明的“黄金时代”。原因主要在于中共在经济政策方面走出了毛泽东的阴影，从极权主义的统制型经济向自由经济迈出了第一步，从而解开了向宪政方向移动的经济束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恐怕是邓小平最得人心的一个口号。胡耀邦与赵紫阳，作为邓的左右臂，在八十年代构成了中国最高层的“铁三角”。邓声称，天塌下来，有胡赵撑着。三人之间，在对毛的主要遗产的反叛上，在经济改革的理念上，是大体契合的。而胡的热情诚恳，开朗豪爽，大刀阔斧；赵的精明能干，思路开阔，厌恶教条，与邓的务实主义，少说多做，乾纲独断，正好相得益彰。因此，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在这一“铁三角”的推动下，以“真理标准”问题为开山斧，拨乱反正，平反冤狱，权力下放，搞活经济。......长期沉闷窒息的神州，骤然风生水起，虎虎有声。
   
    中共经济政策的核心，包括前面已提到的“包产到户”和“经济特区”等一系列措施，总起来看，可称为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改革，其方向实质是指向市场经济。
    所谓“分权化改革”，首先是针对原来中共高度极权的经济体制，实行中央对企业的权力下放和利益下放，并逐步向“政企分开”过渡。因此原来在毛时代不可想象的东西，如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雇工、长途贩运、农民大量进城、股份制、股票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一系列在毛统治下的稀奇古怪之物，稀奇古怪之论，如潮涌现，纷至沓来。它们释放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对财富的欲望，调动了被撒切尔夫人称为“天生的资本主义者”的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并使中国的经济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日益密切。由于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的出现，给中国人提供了选择职业的空间，这就削弱了过去毛时代的国有化的“单位制”对人民的全面控制能力。
    所谓“分权化改革”，另一层涵义是区域经济自治的意思，是指中央对省市自治区等地方的权力下放，利益分成。并使各个地区相互之间出现体制性竞争，导致促进制度改革的目的。实际上，“经济特区”政策就是区域经济自治的措施之一。地方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独立性的相对增加，使地方政府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利益的代言人，而日益减弱了其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利益的角色。它们与中央的经济关系日益增强了讨价还价的谈判协商关系的成分，而越来越削弱了直接听命于中央的上下级关系色彩。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一个显著成果是乡镇企业的兴起。这种农村办工业、农民办工厂的现象，构成了中国的八十年代区域性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和景观。一方面，它反映了中国大陆在城乡户口严格划分的制度前提下，农民只能“离土不离乡”办工业的客观处境；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是中国在经济起飞初期的一种促进农村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就地转移的创造性模式。它在八十年代带动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就全国来看，国营经济成分在国家经济中比重的降低，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后果。在农村，本来就少有国营经济，在改革前，农民的家庭收入2/3来自集体经济，1/3来自私人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城市亲戚的帮助。但自从实行包产到户之后，从1983年起，农民收入中来自集体的部分竟然大幅度下降到了1/10！在城市，改革前，国营经济几乎垄断了全部经济活动。但是改革之后到1989年，城市职工的收入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半以上是与市场挂钩，而不是与国家计划挂钩了。同时，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1988年也下降到了56%。而国营经济的衰落与民营经济的崛起几乎是同步发生的，这使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