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化的中国，文坛的风雨历来是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在过去，只有两种场景，一曰(官式)大批判，二曰庸俗的相互“吹捧”。但这一次，却出现了不同以往的竞争性、讽喻性和娱乐性。
    其特征有四：
    一是背景难分“左”和“右”，也看不出背后的权影幢幢了。事实上，论战的双方都是官方过去认定的“自由派”文人，包括作家、评论家和学院派学者。
    二是再现了三十年代上海滩文坛之景观。文人们惮精竭虑，巧舌如簧，争奇斗胜，各出怪招，变成了一场舞文弄墨的智力竞赛。

    三是没有了终极裁判官。人们可以无所顾忌，肆意挥洒，挖苦、谩骂、揭老底，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绞尽脑汁，凭自己的笔锋去赢得精神胜利。
    四是限定在文化圈内。争论已近几月，迄未扩散到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去。
    所有这些特点，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坛是罕见的。
    人们的才智和表演欲终于有地方施展了：你看看那嘻笑怒骂，你看看那耍贫嘴的欢乐，就可知道这是一场值得观赏的游戏和演出了。
    “两军对垒”，出场的主要演员济济一堂：一方是前文化部长王蒙，著名记者、作家和翻译家萧乾，作家刘心武，陈建功，评论家李辉等，另一方则是北大教授、诗评家谢冕，作家张承志，白桦，张炜，青年评论家王彬彬，王晓明，朱学勤，徐岱等。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聪明的文人”与“不那么聪明的文人”的争论。
    王蒙，一位极聪明乖巧的作家，他深通如何在中国那种体制下为文和为人。从文化部长位置上退下来后，反而如鱼得水，愈加活跃。时而褒扬“京味”兼“痞子”作家王朔，时而训斥一些不懂“国情”的评论家，俨然已修炼成文坛一派的盟主。
    而谢冕、张承志和王彬彬等，则高悬某种理念的旗帜，严辞抨击文坛的堕落和无操守，蔑视过于聪明的中国文人，呼吁与举世滔滔的拜金潮流抗争，恢复理想主义和人文精神。
    在不甚精确的意义上，这场论战可以被表述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世俗性和神圣性，消遣性和严肃性之间的辩论。
    让我们一览这场笔战的来龙去脉。
    第一回合，这场论争的缘起可追溯到“六四”之后对王朔的褒贬不同。王朔小说随商潮而起，调侃政治与知识分子，官方对之亦网开一面。张承志等人对之极为厌恶，尖锐抨击，王蒙则为之辩护，并批评张等人的狭隘。王蒙、王朔的联手，被上海的朱学勤戏称为“城头变幻二王旗”。
    第二回合，从94年初开始，上海的一批学者和评论家如王晓明、朱学勤等以《读书》等杂志为论坛展开了追寻人文精神的系列讨论，讨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失落的脉络，呼吁复兴人文精神，矛头隐然直指“痞子文化”。王蒙则以“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作反击，称之为赞同计划经济的“伪人文精神”。
    第三回合，94年底，青年评论家王彬彬发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批评了萧乾、王蒙等的“处世技术”，萧、王则分别以“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和“黑马与黑驹”二文回应，指出王彬彬的矛头所向表明他本身才是“聪明人”并试图“借骂出名”。
    第四回合，95年3月和6月，谢冕等在北大两次发起关于“文学的理想精神”讨论，针对王蒙的张扬“痞子文化”，强调作家应坚持自己的理想和道德良知。而王蒙、陈建功和李辉则在《读书》上连载“对谈录”，回应并批评有关的“红卫兵理想主义”和所谓“纯洁性”。 令人慰籍的是，这次笔战笔墨之战并未走火入魔，势同水火。最近，张承志得了一个文学奖，其论战对手王蒙也高兴地出席了颁奖仪式，张承志亦漂亮地捐献出奖金以资助文学创作。这表明，绅士风度和“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已开始在中国文坛滋生。我以为，这是更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