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

   有两个“世界”，一步步地逼近我们，在当今中国浮出水面：（网络上的）虚拟世界和（社会上的）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反差强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激荡。这种互动为双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性。这种互动，同时又成为两个世界变化、转型的重要原因和动力。

   这就导致了本文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这两个世界的互动，将产生怎样的历史后果？

   据2004年6月统计，中国的网民如今已突破八千七百万，人均每天在网上遨游几个小时。网络，这一庞然大物，如洪水大潮，来得如此之快，其势如此之猛，人人措手不及，网警防不胜防。时至今日，人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个高速膨胀，四通八达，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虚拟世界了。像穿衣吃饭睡觉一样，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对某些网虫，一天不上网，则皇皇然如丧家之犬，辗转反侧，茶饭不香，顿感该日虚度也。

   缘何如此？盖因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精神空间——虚拟世界。

   更加怪异、奇特而又确定的是，对中国人而言，虚拟世界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是虚伪的。

   事实上，每个网民都被这两个世界分裂为二：都过着双重生活：一重是现世的、庸常的、应酬的、虚矫的、拖沓的、无趣的日常生活，另一重则是兴奋的、冒险的、秘密的、真情的、视接千里，耳听八方的充满刺激的网上生活。前者生活于现实世界，后者生活于虚拟世界。

   而这一点，正是国人向往和流连虚拟世界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现实世界的虚伪性，就不必在这里过多啰嗦了。从上到下，关于这个社会之人心不古，谎话连篇，欺诈横行，信用丧失的案例，触目皆是，蔚成风气。令人瞠目结舌的人际之间的虚伪与隔膜的现象，罄竹难书，超乎其他社会人们的想象力。若要详尽讲述这些故事，恐怕口水沫都会把你淹死。就连位居上层、声名遐迩的作家王安忆也感叹说：“80年代与现在是那么不同，10年前我还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现在，世界变得这么不真实……。”虽然，对某些人言，该世界是如此纸醉金迷，令人神往，然而，人人都知道，这是一座海市蜃楼，虚幻缥缈，醉生梦死，随时可能消逝，谁也不知道明天它是否还存在。否则，何以绝大多数高官几乎都要身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或让自己的老婆孩子先行开溜呢？原因无他，盖因该大厦是建立在沙滩上的。

   相反，人们一旦进入虚拟世界里，顿时松弛下来，身心五官立即清净了许多。那里没有尔虞我诈，你哄我骗。没有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的训话，没有科、处、司、局、部级的金字塔等级阶梯。不论尊卑，人人平等。天文地理，社会人文；最新时尚，学术动向，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无所不包，百无禁忌；嬉笑怒骂，率性而言；窃窃私语，裸露心扉。

   所谓虚拟世界，就是这样在网络上诞生的。它与巴黎哲学聚会的咖啡馆、北京的1976、1989天安门广场、伦敦的海德公园……双方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彼此是如此不同，然而就其根本的功能而言，却是异曲同工。它们都是构成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

   目前，网络公共空间，这个以几何级数迅速扩张的虚拟世界，在当今中国这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中，正在展现其前所未有的“特异功能”。这些功能，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想象力，空前的增强了我们的自由度，有力地强化了我们社会的多元性。从而已成为中国社会纳入世界文明共同体的催化剂。

   首先，我们注意到，它已经成为中国民意的基本呈现空间，是民意发声演唱的巨大舞台。过去，民意被当局强行（三个）代表了。民意是无家可归者（homeless），没有自己的场所引吭高歌，只有时不时在饭桌上、厨房里、洗手间、枕头旁咕噜出一两声不成句无旋律的含糊牢骚，无法公开亮相。正如网络作家王怡所说，过去的“‘民意‘是一个隐身人，谁都可以放在嘴边，但谁都看不见它。直到去年孙志刚之后的一系列案件，‘民意‘才开始在网络上现身。” 过去，官方喉舌强暴民意，他们总是以民意自居，以人民自命，常常批评国际社会和媒体“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云云。现在，自由网络亮相站出来，正像1989年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公众在大街上打出的“我们才是人民”标语一样，现在，网络上众声喧哗：“我们才是民意。我们才是中国人民。我们的感情正是日日夜夜被你们所伤害，并非来自洋人媒体“。民意的这种现身，凝聚，共鸣，把僭越者北京当局闹了一个大红脸。

   其次，虚拟世界日渐成为中国人破除新闻封锁的利器。中国新闻封锁的严酷程度，举世皆知。每年在无疆界记者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上，中国总是“光荣”地名列最后几名。2002年，在总共包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中国和北朝鲜分别列在第138和139位，即最末两位。今年，2004年据说有所改进，中国是倒数第六。但未闻官方欢呼进步，倒不是因为惭愧（向开明的方向）进展太慢。而是听说北京高层恼怒于在网络冲击下媒体已经失控，有消息说，在最近的内部会议上，新当局谦虚地表示要向古巴和北朝鲜学习“舆论导向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要力争排名表的第一——倒数第一。但是，笔者严重怀疑北京是否能学有成效。须知，要力争“下”游，达到北韩那种舆论导向的“先进程度”，需要收缴全国几乎百分之九十几的私人电脑，收缴遍布全国的短波收音机，关闭网吧，关闭北京出资的略带软性的凤凰卫视,退出WTO，断绝大部分对外经济交往…..。如此，庶几可望超越北韩，名列“第一”。但北京有此“魄力和能力“，它办得到这些吗？ 作梦而已。日日夜夜，网络的信息潮流正在冲刷三万多名网警筑成的防洪堤坝。涓涓细流已从各个缝隙、孔洞流溢出来，堤坝的崩塌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除了突破言禁之外，虚拟世界的另一重功能，恐怕很多人未曾预料到，那就是：履践 “集会结社自由”这一宪法权利。人或问，虚拟世界，人员如何聚集？答曰：把姓名作为我们的化身，把名字聚集起来。这就是虚拟世界的集会结社——网络上的联署签名运动。它的冲击力有时并不亚于肉身聚集的街头集会。它同样实现了人员集结功能有时甚至是组织功能，同时还免除了遭受坦克机枪扫射的恐惧。风起云涌的网上签名，凝聚了网上政治压力，塑造了网上民间英雄。这种聚集的政治功能，在孙志刚、刘荻、杜导斌、孙大午、天安门母亲、蒋彦永、南都报……等诸大要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专制政体而言，社会上人际隔膜的打破，人际间信息和思想交流的增强，是其最为忌讳和恐惧的要害所在。而网络，正是当代最重要的冲破人际隔膜，冲破国家疆界交流和聚会利器。一旦北京阻遏网络流通的柏林墙效能减弱甚至失效，该政体的丧钟也就敲响了。

   虚拟世界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诞生。这几年来，拜网络空间之赐，一批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正如任不寐所观察到的，“知识分子从现实世界向网络迁移，从学院向民间转移”，成为一时之风尚。它所带来的后果，是脑力资源在在虚拟世界的集中和相互震荡，从而使之有能力强劲有力地作用于现实社会。它有望在将来形成类似1949年之前的《申报》、《大公报》、《独立评论》、《观察》……，以及之后台湾的《自由中国》、《文星》、《美丽岛》…..那样的舆论重镇，引领现实世界的风潮，驱动中国融入国际文明社会的政体转型。

   不容忽略的，还有虚拟世界对突破信息管制的“探索器”和“减压器”功能。王怡与我在一次座谈中指出，当平面媒体无法发表的新闻与文章，在某一网站倏忽现身之后，平面媒体加以转载所承担的风险就会大幅减少。因此，以网络的首发者为“出头鸟”，引动传统媒体的“万鸟起飞”，是近年来中国传媒的常见景观。这种运作方式，扩张了中国媒体的信息空间，减低了从业人员的“风险成本”。同时，网络敏感信息引发的热点效应，必定携带着潜在的经济利益，甚至迫使一些僵硬的官方平面媒体也竞相追逐，从而使敏感信息“脱敏”，泛化开来。于是，过去被视为“擦边球”的东西，在这种游戏规则下，已变成了“正常信息”。因而，一些旋生旋灭与北京长期周旋的网站，以其先锋姿态，吸引开了检察官的火力，保护了众多新闻人及其媒体。

   诚然，正如公众所注意到的，北京最近加紧了对网络的控制和对异议的镇压。前述的他们要向古巴、北朝鲜取经的动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然而，考虑到在如此强大的网络世界夹击下所做出的如此智力低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举，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已经黔驴技穷，进退失据了。

   诚然，正如有些观察者所说，8700万网民仅仅是中国总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在任何国家，政治上的活跃人口都是很少数，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政治变迁的指标性观察对象。事实上，中共党员也只有6000多万，中国基督徒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也并非多数。但我毫不怀疑它们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关键性因素。此外，鉴于每一网民的相关者和延伸线，信息传播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8700万网民决不意味着仅仅8700万信息携带者。

   诚然，最近的万州事件和汉源事件的抗议者可以说基本上不是网民。但我们设想，倘若今天没有网络，而是像毛时代一样，纸媒天下，“舆论一律”，我们以及国际社会能够知道万州事件和汉源事件吗？恐怕他们的命运，与当年大多数反抗者一样，早就沉入无人知晓的无边无际的漆黑夜幕之中了。事实上，我们所获知的万州、汉源事件的真实消息，都是来自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的。

   诚然，正如有些朋友所体验到的，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常常令人沮丧、悲观，甚至绝望。任何好东西，到中国来最后总是变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血腥、动荡，大起大落，复辟与造反轮番出场，战争，失败，国土沦丧…..，整整折腾了一个世纪，才跌跌撞撞，歪歪斜斜走上了宪政民主之道。在那一段漫长的混乱年代里，法国很多知识分子时时在哀叹法国人命苦，抱怨法国何以总是阴差阳错，错过了好几个重要的历史机会，认定“法国特殊”，哀叹法国恐怕是永远也不可能走出泥沼地了。其实，当大家筋疲力尽，几乎对国运彻底绝望时，不知不觉，宪政民主已经在那里珠胎暗结了。此外，德国、日本......,又何曾少了弯路？有鉴于此，返观故国，“中国特殊论”何尝又是奠立在坚实可靠的理性基地上？

   今天，我们正漫步在一个硕大无边跨越时空的精神球体上，万紫千红，目不暇接。这一虚拟空间已经并且正在以其难以描绘的力量，作用于中国。一些惊人的效果业已显现出来，更为骇人听闻的效果，现在预估，为时尚早。然而虚拟世界介入我们生命的深度和广度都在迅速增长，则是毋庸置疑的。如何借用这一巨型怪兽，改善我们的根本生存方式，这是摆在中国人，特别是摆在中国网民面前的重大历史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