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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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宪政的演化（87）
   Co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八十七、中共乞灵于民族主义
   87． Nationalism: the Last Fort of Chinese Communists
   陈奎德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失败，中共已经强烈感受到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合法性危机。有鉴于此，北京急于寻找一个精神上的替代品，以解决日益严重的普遍的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这时，一帖近代史上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就是——民族主义。几十年来被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和竞争掩盖了的民族主义，在冷战之后的世界各地脱颖而出，异常活跃。诚如18世纪的英国人萨缪尔.约翰逊（Dr.Samuel Johnson所说：“民族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庇护所”，北京迅速抓住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最后救命符。它的战略是：回避共产教条而求助于民族主义，以此作为自身抗拒民主的最后堡垒和防线。
    北京的这一转向，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逐渐得手，从而使六四之后统治阶层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 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制度转型当时正在付出沉重代价，经济凋敝，民生艰困。北京开动机器大肆夸大宣传并以此阻吓中国人；
    2) 1993年，北京争取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失败，使中国一般大众产生强烈挫折感，从而对西方大国的阻挠不满，并进而认为发达国家的人权呼吁含有西方国家利益自身的功利目的，遂兴起带反西方色彩的民族主义。
   
    3) 在经济发展的客观态势上，中国与西方已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也成为民族主义的刺激性因素。
    4) 在后冷战时代，哈佛著名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当时发表论文[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预言：文明间的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与其他形式的冲突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形式。随后，为亚洲的威权政府辩护的所谓“亚洲价值论”，获得了北京的青睐，由此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5) 1996年因台湾直选总统而引发台海危机，美国航空母舰介入，以防中共“擦枪走火”开启台海战端。这一紧张态势，在北京的单面宣传下，也成了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要素。
   
    如此，在官方的默许与鼓励下，中国大陆几个年轻人模仿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主义者过去所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亦步亦趋，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小册子，强烈煽动民族的“被迫害意识”，强烈鼓吹反西方的情绪，把民族主义推向了高潮。它用一种最极端最夸张的形式表现了中国大陆相当部分的民众及知识界的思潮转向，同时也显示了这种思潮的浅薄浮泛和内容的空虚无力。北京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已达到其政治目标的同时，后来日益发现，这一思潮是双面刃，它既可帮助北京抗拒宪政民主，但同时也可能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提供思想武器，使之寻求独立。中国知识界富有理性与责任感的成员，也日益认识到，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提供内容丰富的方向性的贡献，不可能阻挡民主发展的世界性潮流，肯定是会被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所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