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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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宪政的演化（94）
   Co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九十四、世纪之交中国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2）
   
   
   首先，对中国现状的事实性判断应当是立论的基础。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被纳入了跨国资本支配的体系，因此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反对西方资本的宰制。而自由派则认为这一判断不合中国实际，在中国，仍然是不受制约的国家政治权力的的宰制是第一位的问题，而且这一政治权力已经全面侵入了远未成熟的“半吊子的市场”，正使权力转换为财富。
   
   我们可以独立判断双方何者更符合实际。
   
   第二，中国应不应该进入全球主流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一百多年来，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就是中国关门的时代。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是最黑暗的，同时也是闭关锁国最厉害的。邓小平时代开始开放，公认是对毛时代的进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进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是符合中国人福祉的，相反，对抗国际主流体系将给中国人带来灾难。
   
   这一问题还涉及民族主义问题。因为进入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就意味着遵守其“游戏规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可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和言论自由等，这意味着对政府权力、对主权的某种限制。在中国国内的主导秩序与国际主流秩序的对峙中，大体上，新左派站在前者的立场，而自由派站在后者的立场。
   
   第三，权力制衡与政治参与孰轻孰重？自由派认为，归根结底，中国目前的社会公正问题、腐败问题是由于新旧体系在转轨时期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才造成的，因此，限制政府权力，目前是中国最该做的事情。这就涉及到政治参与是否更为重要的这一问题。而新左派认为限制政府的权力并不重要，政治广泛参与才重要。自由派觉得刚好是相反。他们认为限制权力，分解一元化政治权力，形成权力的某种均衡或制衡，恐怕更重要更优先。
   
   广泛的政治参与当然也重要，但是倘若你没有一个有限政府，缺乏制衡，缺乏人权保障的话，扩大政治参与可能造成大悲剧。毛泽东时代不能说政治参与不够，政治参与是很广泛的，但是造成的是什么样的悲剧！
   
   腐败和严重的贫富悬殊，只有通过政治权力尽量退出市场，舆论自由，司法独立，在市场的基地上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才有可能逐步解决。因而重点应放在宪政体系的建立上，而不是相反。
   
   有些左派喜欢引用罗尔斯(J. Rawls)，他诚然是当代自由主义很重要的一家，但是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中，罗尔斯还是强调自由原则第一优先，之后才谈得上照顾最弱势的人，才谈得上公平原则问题的。他首先还是自由原则第一。而且这种优先还是类似字典字母排列顺序的那种绝对优先，即是说，要把这个第一与第二分得非常清楚，不容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