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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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宪政的演化（99）
   Co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九十九、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共产中国(1)
   99. American Neocons and Communist China (1)
   陈奎德
   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主导的新保守主义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伊拉克战争导致萨达姆暴政结束，以及2004年美国布什总统竞选获得连任，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将成为冷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的 “大战略”（grand strategy）思想。
   
   虽然，新保守主义在21 世纪初主要应对的焦点是极端伊斯兰的原教旨恐怖主义，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必须寻求与中国政府的有限度合作。但是，从宏观历史眼光看，反恐只是阶段性任务，而日益壮大的共产中国，对文明世界，则是长远的心腹大患。
   
   不像基辛格的现实外交——不管制度差异而玩弄19世纪欧洲的地缘政治手腕，与之成对照，新保守主义集中注意力于专制与民主、极权与宪政的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差异上，因而新保守主义的长期的主要假想敌必然是共产中国。
   
   其实，在9.11之前，美国的这一战略动向已是非常明显。
   
   布什新政府上台后，其对华政策逐渐露出端倪。从美国「国家飞弹防御体系」(NMD)﹑美日「安保防卫指南」到美国与东亚国家的「战区飞弹防御体系」(TMD)的开始实施﹐从日本﹑澳大利亚﹑越南﹑印度﹐在中国外围的战略压力正日益增大﹐美国甚至逐步向俄国接近﹐拆解北京想象中的中俄联盟﹐从而使得对北京的钳形夹击的战略态势隐隐呈现雏形﹐北京陷入日益深刻的外交困境之中。有论者甚至极而言之﹐认为一个拖垮前苏联的套索正在伸向北京。
   其依据的逻辑﹐是冷战后期前苏联为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 竞争耗尽国力而解体的思路﹐并认为﹐美国会继续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资源移用于战备﹐大概只需要十五年﹐中共就会被拖垮。
   本来﹐美国的全球战略﹐其总原则是﹕「削强扶弱」的平衡战略──平衡任何强国与周围国家的力量对比﹐不使任何一强突出﹐从而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任何亚洲强国若与其它亚洲国家力量对比悬殊都违反美国利益。但何以布什上台后如此明显地独独青睐北京﹐对中共施压﹖
   原因在于亚洲的力量均势已经岌岌可危。21世纪初的情势是﹐中国大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为亚洲的强权﹐破坏了亚洲的均势﹐特别是军事均势﹐势必引起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调整。更加骇人的是，中国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对共产中国强大的疑惧﹐使亚洲力量均衡的问题进入了议事日程。
   加剧这一调整速度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共迄今仍不肯放弃自己作为共产国家的招牌及其政治统治方式﹐拒绝民主改革﹐近年来甚至变本加厉﹐对内加紧控制言论、镇压异己分子和法论功﹐对外特别是对台耀武扬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触目的不协调的「异数」和「刺头」。第二是邓之后的北京领袖缺乏象邓小平那样的韬光养晦的忍耐和眼光﹐不自量力﹐打肿脸充胖子﹐搞所谓「大国外交」作派﹐以世界大国自居眩耀﹐平时好说大话﹐关键时刻则阳痿。匹夫之勇﹐自取其辱也。
   北京的行为方式正如一个(正在迅速长大﹐但)羽翼未丰尚未成熟又不讲道德的少年急不可耐地向世人露胳膊露腿展示胸肌一样﹐徒然授人以柄﹐提醒世界注意其危险性﹐从而导致四面树敌﹔同时并给比它强大的超级大国强力预防提供了口实﹐极易遭致原有「拳王」的预防式致命一击﹐从而中断了自己扩张力量的过程﹐愚不可及。
   在这场制度竞争中的硬力量力方面，共产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相当大。
   二十一世纪初的共产中国，与一九八○年代的苏联相比，无论就人均国民收入、科研水平、军工産业质量、自然资源藏量，还是军队现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远。一九八○年代美国以年均二千多亿美元的军费，再加上盟国的一千多亿，就拖垮了庞大帝国苏联。若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东亚，北京的总体力量能够应付吗？
   北京比当年莫斯科强的一点，是国际贸易活跃，这有助于带来军备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但是，迄今对中国大陆最主要的科技输出国（包括留学生培训）和第二大投资国，是美国。一旦美中对峙，这一优势将很快流失。
   面对周边的隐含的不利局势，北京在21世纪初的五年内每年增加军费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共产中国现有的实际军费是公布数目的三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点五。
   因此，若把苏联衰落期的军费比例作爲参考，推论出，若一个国家的军费保持在国民
   生产总值的一成多一点，其经济就受严重牵制，无力发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经济就面临崩溃，除非它能获得钜额无偿外援。
   以目前中共的军费比例的增长速度推算，共产中国在十来年后经济形势的前景是十分严峻的。但北京似乎正在乐此不彼，加紧扩军。如此，前苏联的覆辙已经清晰可见。
   对抗美国的战略压力就已令北京消受不起，更加难办的是台湾、日本、印度、越南，外蒙古、俄国甚至（在9.11后）中亚的前苏联加盟国现在都向美国倾斜，不知不觉地，对共产中国的地缘政治态势由新月形变成了环形包围圈。
   美国在东亚的第一国家利益是防止中共政权成为亚洲霸权﹐基本手段是压抑中共﹐使中共﹑日本﹑俄罗斯与印度在亚洲大体维持均势﹐并建立和加强亚洲安全的防御体系。美国的力量均衡原则需要某个象征性支点﹐由于台湾在西太平洋战略地位﹐由于台湾体制所象征的制度竞争含义﹐为维持亚洲的稳定与和平﹐为履行美国在亚洲承诺的道义负担﹐美国力量以某种形式再次介入﹐扶植日本成为可资平衡的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改变长期以来的对日政策)﹐既防止中共在目前的体制下并吞台湾﹐但又要防止台海之间爆发冲突而影响地区稳定﹐在从日本到南中国海之间建立一道安全保障线﹐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这是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的首要国家利益。
   当然，不应否认，美国的第二项国家利益是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中从中国市场获取尽可能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这一市场充满了与其它国家的商业竞争时﹐尤其如此。但应注意﹐即使是互利的经贸关系﹐中共之有求与美国也大于美国有求于中共。
   当然﹐很明显﹐美国的这两项基本利益有时会产生冲突。在这种时候﹐美国就必须确定自己国家利益的优先排序﹐即清楚何者为第一优先。布什与克林顿对华外交并无本质不同﹐但双方在轻重缓急上是有差异的。主要表现在﹐在9.11之前，布什的白宫似乎对于慢慢等待中国国内的和平演变越来越不耐烦了。
   针对目前的外交困境﹐北京当然会出手一些应对策略。一方面外交上放低姿态，暂时缓解与美国的关系。他们并积极出访﹐争取奥援；此外﹐中共领导人也在中共内部会议上严词反美﹐以凝聚内部力量，并声称将以“后发制人”的方式﹐破解美国的「包围圈」。
   但北京手上究竟有几张「牌」呢﹖一曰「市场牌」(即中国大陆潜在市场)﹐二曰「亚洲掌权者的共同利益牌」。虽然中共很善于用那个「潜在的庞大市场」作诱饵﹐周旋于各西方大国之间﹐并诱使各国以对华绥靖政策作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交换条件。但在根本利益上﹐从现实考量﹐在关键时刻﹐各西方大国也好﹐亚太国家的利益也好﹐都会把与美国的关系置于与中共的关系之上。这就使北京的外交努力只具有表面的效果﹐不具有实质的意义﹐在关键时刻经不起考验。就连一向惯于奉承北京的极精明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改变口风﹐贬低了自己早先提出的“亚洲价值论“，并认为，亚洲国家有必要让美国涉足亚洲﹐以便「平衡」日益强大的中国。
   美中双方的软力量对比，对共产中国就更加不利。。
   从历史长程眼光看，目前的中共政权本质上是一个过渡性政权﹐并不是处于一种制度性稳定的状态下。摆在北京当局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条路﹐是坚持自己的共产牌号和政治极权统治﹐从而无可逃避地﹐被拖垮前苏联的同样一根套索绞死。其悲剧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成为中共的人质﹐有可能成为一段混乱时期的殉葬品。
   另一条路﹐是北京真正实施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融入国际主流的宪政民主体制。那时﹐虽然与美国等强国仍有竞争﹐但那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竞争﹐正如法国﹑日本等国与美国的竞争一样﹐不至兵戎相见﹐不会伤及国之根本。而且届时中国可以结盟的外交空间﹐可以比现在大很多﹐其成败利钝﹐犹难定论。
   因此﹐后一条道路﹐是在目前的外交困境中﹐中国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对中国人自不必说﹐即使对现今中国上层的多数政治菁英﹐也不?鬲I展抱负﹐留下历史功名之路。中南海衮衮诸公﹐何去何从﹖请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