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节目
    近代宪政的演化（104）
   Co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一百零四、赵紫阳逝世与中国政局
   104

   陈奎德
   2005年1月17日，自六四事件后被软禁了15年半的原中共总书记、总理赵紫阳逝世。死亡才赋予了以自由。
   赵紫阳之死，是坚持人道底线，坚持不让步出山，坚决拒绝检讨，拒绝自贬、自罪、自虐之死，这一不惜失去自身权位和自由而坚守尊严之死，突破了中共的政治传统，升华了赵先生的政治人格。
   从此，在国际共运史家的笔下，赵紫阳将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匈牙利的纳吉一起，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人道改革家、以自由和生命的代价拒绝实施暴政的政治家的名字，而载入史册。
   从此，在中国近代史家的笔下，赵紫阳将与光绪、蒋经国等中国政治家一起，以现代中国历史中的改革者的名字，而载入史册。
   从此，赵紫阳已不复是1978年以前的赵紫阳，甚至也不复是1989年之前的赵紫阳了。正如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杜布切克已经不复是布拉格之春之前的杜布切克，正如戊戌变法之后的光绪已经不复是戊戌之前的光绪，正如晚年蒋经国已经不复是1986年解除党禁报禁以前的蒋经国一样。经此一变，他们已经重塑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赵紫阳的名字，是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八十年代后期萌动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连在一起的。他的政治遗产，自然也与之紧密相关。
   赵紫阳对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已是有口皆碑。它成为中国二十多年来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及其经济起飞的基地。
   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后期，成立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酝酿政治改革。其核心是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对党的权力进行某种方式的平衡。这些设想与措施虽然由于邓小平的压力和干预而大部夭折，但在客观上为知识界与民间种下了1989年抗议运动的火种。
   赵紫阳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最后的抉择，是其人生的顶点。这使他进入了中国现代政治家的殿堂，并为中国阴森黑暗的政坛，确立了一个夺目的人道标杆。
   赵紫阳抉择，打破了中国历史的铁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六四事件中，呈现出的却是：“成者罪人，败者圣徒”。
   21世纪初的中国，赵紫阳去了。胡锦涛来了。
   胡锦涛当时正摇摆于毛与邓的左右两项政治遗产之间。
   此时，赵紫阳去世了。赵的悲剧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于是，在中国的政治系统中，赵的遗产凸现了出来。这是区别于毛，不同于邓的新的政治遗产。正如１９８８年８月赵紫阳所说：“十年来，我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看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这是完全不同于毛、邓的崭新的政治坐标，具有普世性的政治遗产。
   从根本上看，自从苏东波共产主义大溃败后，中共的每一届政府，都是临时政府，每一届内阁，都是看守内阁。中共面临的选择是：或者是战战兢兢，变本加厉地用暴力与谎言控制中国，遮遮掩掩的送子女乃至孙辈去美欧留学置产，或者幡然醒悟，效法赵紫阳，以苍生为念，用党外合法性取代党内合法性，用人性战胜党性，走“赵紫阳道路”。值此关键时刻，赵紫阳的去世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中共何去何从，不仅关系到它自己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也关系到宪政民主在中国推进的历史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