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它是中国近代自由思想和宪政运动的重要先驱，是中国知识界极富号召力的领军人物，作为“言论界的骄子”，他引领中国舆论，开一代之风气，在这一方面，只有在他之后的胡适可以与之比肩。
   
   梁启超曾受旧学教育，1884年（光绪十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1890年结识康有为，投师门下，世称康梁，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从此，在思想传播和政治活动两方面，他都成了自己时代的标杆性人物。

   
   在思想言论方面，梁启超曾指出：“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他以历史的眼光总结道：“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他的这些力主独立思考的观念，无疑开启了中国自由思想之先河。他更进一步申论说：“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饮冰室文集》，第二册，页45-46）这些带自由主义色彩的见地，今天读来，仍未觉过时。对民主制度，梁启超在清末时即已注意到，并加以毫无保留的颂扬：“……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
   
   在政治活动方面，梁启超1895年春他赴京会试，时值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群情激愤。他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和、迁都、实行变法。
   
   1898年梁启超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9月,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离北京，东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等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则是改良派的主将。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表示支持，撰写文章，介绍西方宪政，宣传立宪政体。1907年10月，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建立“政闻社”，并派人回国直接参加立宪活动。但政闻社后来受到清廷查禁而解散。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力促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实施宪政。民国初年他先是支持袁世凯，并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进行政治竞争。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但后来，因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遂转而反对袁氏，阻止帝制复辟,与袁发生了严重冲突。1915年8月，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声讨意欲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并旋与蔡锷策划了1915年底武力反袁。1915年底爆发的护国战争，在全国反对的滔天声浪中，袁世凯郁郁病死。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组建宪政研究会，并曾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8年底，离职后的梁启超赴欧考察，其时正值一战结束，他看到西方当时的问题和弊端，故欧游归来之后，思想渐趋文化保守主义，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重要著作和大量文章,其中不少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总括而言，在自由主义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在早期，是梁启超扮演了广泛传播的核心角色，他以中西汇融的思想内容、激昂慷慨，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话语系统，中国后来的各派政界、学界人物，如胡适、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受到梁启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