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场无硝烟战争,即维护公民宪法权利的"护法战争" ，正在中国大陆兴起。对峙的双方，一个是违宪的《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 ，一个是捍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的《网络公民权利宣言》。
   
   《网络公民权利宣言》是由一批作为互联网使用者的中国知识分子联署，在《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生效前夕公布的。它质疑该规定的合宪性，重申了属于公民自由权的网络公民权利。 接着，8月1日,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爱知行动网站》编辑万延海先生发布声明：我宣布违法！即他宣布在违宪的所谓《暂行规定》生效的当日--8月1日--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报案，反映爱知行动网站的非法状况和万延海的非法行为，并听取处分。
   
   上述事件，使人不由不回想起当年印度圣雄甘地（Gandhi）对英殖民当局"自请违法"，并实施不抵抗主义的和平的不服从运动。

   
   早在1917年，英国殖民当局发表《皇家宣言》宣布，建立一个代议制的责任政府是英国在印度的目标。这一宣言加速了印度的政治觉醒，并勾画出一个可以期待并可以着手追求的现代印度政治体系。因而1919年的蒙塔古-切尔姆斯福特改革，促成了由选举产生的邦议会。然而，触怒印度公众的是，英国殖民当局又公布了一项于1919年生效的镇压性立法，这一立法授权了不经审判的拘捕。于是，圣雄甘地发起了非暴力的群众运动--坚持真理（萨蒂亚格哈拉）运动，来抵制这一立法。由于愚蠢的英军将领的血腥镇压，运动扩大并发展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联合的争取独立的全印不合作运动。
   
   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930-1934年，甘地为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发动了和平的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运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由于甘地及其追随者明知违法--违反了殖民当局制定的恶法--而有意去以身试法，于是开启了"自请违法"的先河。在此"自请违法"的过程中，甘地及其六万名追随者均被逮捕，朝野震骇,举世瞩目，于是造成了一种情势，从而以特殊的方式促成了殖民地当局与印度民间双方的互动关系，进而成为印度独立史上的重要分水岭。随后的1935年，国会终于通过了具有和解色彩的法案，它使大部分的政治权力和特权转移到了一个代议制的责任制政府手中，而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只保留了国防与外交权，为印度二战后的最终独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回溯这段历史，甘地的卓越示范告诉我们，面对一个违背基本公理和常识的恶法，采取和平的公民不服从并自请违法的行动，不仅是合乎良知的，同时也是对基本的法治秩序和权威的尊重。这类行动，有可能产生良性政治后果。 就历史提供的经验作结， 很明显，对恶法而言，此类公民自请违法的和平抗争，避免了血腥的代价，留下的历史后遗症较少，它的基本价值及其长远后果无疑是优越于武装暴动等手段的。
   
   今天，万延海先生等中国公民，面对中国政府明显违背宪法及其签署的国际公约的错误举措，由于中国尚不存在违宪裁判机构，他们针对粗暴践踏言论自由的新闻出版总署及信息产业部令(第17号)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行政命令，以其大智大勇，实践公民不服从权利，采取了光明磊落，公诸天下，自请违法的行动，这是无可厚非，可歌可泣的堂堂正正之举，理应为之浮一大白，给予道义上的充分支持和行动上的提倡推广。当然，这一行动的前景恐怕未可乐观，因为，甘地当年面对的是英国政府，而今天敦促违宪审查、争取言论自由的中国人面对的，是北京共产政权，二者的文明性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有鉴于此，很可能，这次中国网络知识界仍在演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历史壮剧。
   
   虽然如此，他们的"公民不服从"以及"自请违法"的和平抗争仍是有意义的。这一和平抗争把北京当局置于明显的道义劣势地位，为削减其国内外的影响力，为重建民间压力，从而促成将来违宪裁定机制的确立，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它也可能成为中国式宪章运动的先声。
   
   这里笔者想提请全球及中国公众注意的是，北京目前正在滑向危险的边缘，它在重建柏林墙--信息柏林墙。在柏林墙倒塌十三年之后，中南海内部分"铁幕爱好者"仍想死灰复燃，进而去实施这种倒退性的狂想，无疑是自取其辱；而对江先生最近挂在嘴边的所谓"政治文明"，更显然是一种露骨的嘲弄。虽然它可能使封锁国民耳目的目的得逞于一时一地，但从长远看，历史将表明，那显然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自杀行为。
   
   (8/6/2002 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