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泱潮文集：气贯长虹----不可替代的历史的记载（七之二）

E, 《特权论》作者被起诉和判刑的两个“罪名”这次对我起诉和判刑，罪名就是两个：
   1、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罪，依法判刑7年；
   2、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依法判刑5年；
   综合有期徒刑12年，执行有期徒刑10年，附加执行有期徒刑被剥夺政治权利刑期5年（我的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是有期徒刑附加被剥夺政治权利最高刑期，徐文立只是4年）。
   事实上中共非常狡诈地一方面把我当作所谓“给〔两非〕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两非〕祖师爷”、“〔两非〕活动能量极大的真正指挥者”，并且在1981年对〔两非〕的镇压中首先抓捕了我;但是，另一方面在量刑上又有意将我的刑期表面低于其他人，而实施在刑满后严加监管。
   ----一如他们在9号文中所规定对《特权论》不点名不报道……一样,中共正是通过专制独裁制度新闻控制所具有的〔点名效应〕和〔活埋功能〕，有意识有目的地制造和误导舆论，要按照他们的意志,为民运册封“领袖”,从而达到分化离散削弱瓦解中国民主运动的目的----真可谓老奸巨猾毒辣之极！
   对我起诉材料所谓“犯罪证据”有若干大本卷宗，里面包括有王屹峰等人所翻印并广为散发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四五论坛〕删节部分《中国现存社会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第二次武装革命》等章节,有武汉朱建斌等人所寄来给我促请我担任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主编的信件，寄我的〔责任〕等各地民刊，包括我1980年春末夏初从沿海城市开始的全国大串联商议〔组党〕事，也包括1981年3月下旬我上海之行和傅申奇发起组织〔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的事，还包括港台对《特权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诸多评论，例如《民主墙上的奇葩》，……等等。

4, 《特权论》作者与吴仲贤笔谈至凌晨，随之迅速离开上海
   我在4月3日晚至4月4日凌晨和吴仲贤谈话时，涉及很多内容，除了当时中共中央〔9〕号文下达后中国民主运动所面临的危险和出路等等之外，其中包括讨论了能否帮助我以及其他参与或者没有参与〔民主爱国护法请愿〕的朋友出国组织〔民主国际〕推进共产世界民主革命的可能性等等。
   例如牟传珩，我当时认为他是一个在思想气质工作作风等方面，都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人才，我原来之所以支持他创办〔理论旗〕，正是基于我准备出国成立〔民主国际〕的打算，准备让他在国内有所作为和建树，以便他出国作为我在国外活动的助手。
   因事关商议出国之举，为免于窃听，也为了不让张守勇听到，有些话是写在纸上,用笔谈。
   张守勇没有像听我和傅申奇谈话那样，听得明白，不由得双目圆睁，倍感狐疑：此二人大有来头，一个从北京来，被傅申奇称为“是我们很重要的领导人”！一个是香港人，看来来头也不小！为什么不讲话，用笔谈？到底正在密谋策划什么重大事情？！

   在张守勇送吴仲贤出去后，我赶紧把这些笔谈纸张全部烧了，连纸灰都从厕所冲走干净。
   张守勇去了很久才回来，我问他: “何以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说他“为了安全，把那位先生一直送到锦江宾馆”（----事实上吴仲贤是1981年“一网打尽”全国民刊激进骨干中，第一个被抓的人，但当时香港还未回归，还被完全视为海外，而且，当时意识中他不属于中国大陆民运人士）。接着，他抱被子堵着门睡觉，说是为了保卫我的安全。
   此刻我的眼皮狂跳不已。根据我以往眼皮狂跳的经验和张守勇送吴仲贤去了很久才回来又堵着门睡觉的怪诞表现，我遂起疑心，随即告辞，前往火车站。张守勇要送我，被我拒绝。

5，《特权论》作者突然在南京下车
   由于对张守勇产生了怀疑，为了提防上海直达北京火车被北京警方堵住，也是为和傅申奇取得联络，我临时决定在南京突然下车。因为张守勇知道我刚刚又从南京返回上海，如果北京警方未堵住我，则不一定会估计到我又去了南京。同时，又因为我几天前已经到过徐水良那里，知道他住处情况难以保密，而且他那里肯定是在中共监视的视线范围之内，所以，我没有再去水良那里，而是去找傅申奇介绍认识的当时一个表现很积极的南京民运人士綦淑华（其父时任南京军区印刷厂负责人）,以便证实傅申奇是否赴京，或者通过綦淑华把我因事推迟返京的事通知傅申奇，并告知我打算在夜幕降临时再改乘特快列车北上，4月5日天明前在丰台站下车如期抵京。
   在打电话约綦淑华来见面之前，抓紧在玄武湖公园修改润色《中国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书》。傍晚，綦淑华买了点食品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我所选择的该次特快火车快发车之前，到了南京火车站。

6，虎口搏击----《特权论》作者南京火车站被绑架的一幕
   在离候车室门口不远的地方，我和南京抑或是江苏警方负责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四目相对，彼此立即发现并立即判断、认准了对手----估计根据当时情况，北京警方未在北京火车站堵住我，京沪线上正在各地我可能出现的地方堵截、寻找，甚至是通缉我！
   我因身上有《中国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书》手稿，以及各地民刊人士通讯电话录及其它民刊资料，同时也是本能的反应，我立刻回头向夜幕正在降临下的火车站广场走去。
   边走边告诉綦淑华：“沉着！考验的时候到了！我已经被人盯梢，快伸手挽住我的手臂！”于是，綦淑华很勇敢也很镇定地挽住了我的手臂，双方像一对恋人从容不迫地向广场继续走去。
   我一边观察周围情况，看到不同方向路口似乎都已被便衣封锁，并且已正开始向我合围过来，判断这个阵势跑是无法跑脱得了的，因此一边把一旦被抓,会牵连别人会被当作涉嫌的东西，首先是通讯录电话簿，其次是当前的重大行动《中国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书》手稿……统统借助綦淑华挽住我手臂的掩护，顺裤脚赶紧扔掉。
   眼看警方便衣已经合围过来，最后有几份大一点的资料担心丢在地下太显眼，会被发现，我遂交给了綦淑华，要她冲进女厕所（因我发现合围过来的人中没有女性），立即把这些资料全部丢进茅坑。于是我们又照样挽着手反身向车站走回来。
   在离厕所不远的时候，我边放开手，边叫綦淑华：“快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綦淑华一个箭步就冲进了女厕所！
   而与此同时，七八个彪形大汉也立即冲过来将我扭住！我大声呼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绑架人了！绑架人了！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人了！……”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正在人们围过来的当下，一辆吉普车已经开到了我的身边，嘎然停住，我于是被他们连抬带拖，塞进了吉普车，紧紧夹在他们当中，吉普车立即发着警笛，高速向南京看守所驶去……

7，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民主墙20周年的活动中，《特权论》作者被列为唯一一个“全国民刊协会重要领导成员”
   在上述整个过程中，
   A,从我1977年初即首次组织力量刻印中国民主运动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化体系化文章《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
   B,到1979年6月通过〔四五论坛〕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公开发表《特权论》重印本《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
   C,接着就在1979年秋冬开始思考和筹组反对党；
   D,1980年春末夏初带着明确的〔组党〕目的进行名副其实的革命大串联；
   E,1980年秋天本质上是为组织反对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中华民刊协会〕的成立；
   F,到1981年春奋起反抗中共〔9〕号文，成立〔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等等
   G,可能正是由于以上这一系列理论与实践，1998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纪念民主墙20周年的活动中，由民主墙的真正建树者贵州启蒙社黄翔先生领衔签署，寄给国内的纪念资料名单中，我被列为“全国民刊协会重要领导成员”。
   王屹峰在转交给我这份材料的时候，特别提醒我注意说：“在所有这些民运人士中，你是唯一一个在〔领导成员〕前面被加上〔重要〕二字的人……”
   ----现在看来，上述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客观事实，有力地印证了《推背图》第47像〔讼〕卦爻辞所说该像事主的一段历程：“其邑人三百户”的预言。能说不是天命前定吗！
   5．当时全国的异议人士的思想分左、中、右，你的思想是哪一类？
   陈泱潮答：

五，我当时思想和行动之所以比较激进的原因
   应当说，我当时的思想是比较激进的。
   前有1976年底～1977年中准备发动新疆赛福鼎起义的思想和行动----《特权论》就是为此而首次刻印的！
   后有1979年宁可放弃以世交姻亲关系找卓琳走邓小平门路的机会，努力促成把《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诉诸西单民主墙诉诸人民！
   再之后早在1979年秋天，就在通信中开始和何求王屹峰等朋友商议〔组党〕。如前所述，王屹峰为此曾两度从河北特意到云南来会见我，并怀着极大的景仰之情，参观了我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秘密首次刻印《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地方，视此为共产中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与有关朋友见了面。
   紧接着我在1980年春末夏初就离开原工作单位，“四处串连”，专程为〔组党〕事，前往东南沿海城市及北京等地进行活动……
   这一切实践活动充分说明：我不仅是从理性上十分清醒地看到，而且是在理论上已经早已深刻认识和阐述了如果失去当时国内外有利形势推进共产专制独裁制度下的民主革命，中国就将失去〔毕四功于一役〕的机会，中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特权阶级，就有了喘息之机，把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推向官僚特权资本法西斯专制独裁社会的万丈深渊----一如《特权论》的深刻分析和明确预言。
   《陈泱潮事略》续篇：气贯长虹（之二）完
   （待续）
   陈泱潮电子信箱: chenyangchao@hotmail.com
   陈泱潮电话: 0045（丹麦）22 17 96 78
(气贯长虹----不可替代的历史的记载（七之二）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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