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1980年〔中华民刊协会〕及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党〕活动事陈泱潮答范似栋
   
   （七之三）
   
   （200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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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责任〕主编傅申奇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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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你和上海异议人士的关系如何？和傅是何年何月认识的？当时对他的印象如何？最好有细部描写。
   
   陈泱潮答：
   

六，对〔责任〕主编傅申奇的印象
   
   和傅申奇在1979年就有通讯交往。对他和王屹峰在全国工人中首先勇敢地在本单位积极竞选人民代表，表示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
   
   因此，我1980年夏天，到上海直接去他家，和他商谈〔组党〕事。他是表示积极赞同的。这是我和何求后来积极支持他的一个原因。
   
   虽然他出生在警察之家，但是当时他的妹妹正积极帮助他刻印刊物。傅申奇大概1.7米左右的个子，带着眼镜，身材修长，人长得很清秀，言谈举止反映出典型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干练。
   
   他是一个长于干实事搞具体操作的人，他把握得住自己的合乎实际情况的定位，没有那种志大才疏、强充“老子天下第一”、自不量力心理和狂妄丑态----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民运队伍中某些争出风头志在做山大王的人物学习的。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与其说像工人，不如说完全像个知识分子。他在厂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竞选人民代表，他事实上是胜选者，但是当局容不下这样的竞选结果……
   
   我觉得傅申奇对民主的追求和初衷，是真诚的，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也正因为他太过于具有上海人的精明，也容易染上把对个人利弊得失作为决策首要考虑因素的毛病，同时也容易为眼前物质利益所迷惑。
   
   张守勇之所以赢得傅申奇的高度信任，在我看来他绝对不是和张守勇狼狈为奸，而恰恰是一方面被张当时的所谓苦大仇深坚决“反共”的假像所迷惑，一方面被张守勇能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例如张守勇作为“单身汉”有一套住宅可提供朋友住宿等）所迷惑。同时也由于他自身社会实践没有如我这样从小就处在受尽迫害有时是提心吊胆的斗争经历的磨炼，所以当时缺乏应有的防特意识。
   
   我这次10年刑期一天不少把牢底坐穿出狱之后,1993年底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到他从上海打来云南省宣威全益（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电话，他还向我称赞张守勇。我一方面知道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的，一方面怀疑张守勇还与他有来往，中共有意让他知道我的电话，好试探我在政治上的真实动向。
   
   由于我当时正在暗中积极寻找和等待发动大军区起义的机会，由于我认为有责任必须提醒他对张守勇有所警惕，不由得不厉声告诉他：“你居然到今天还看不清张守勇的真实面目！我就是因为你把我安排在他那里住，才出问题的! ……”
   
   可能因为我当时的语气太严厉，以后又缺乏沟通，他有些误解，所以我逃离中国后，给他发去的电子邮件，都没有回音。
   
   我对傅申奇有必要强调作出的一点证明是： 1981年4月～1982年初，在对我长达将近一年的马拉松所谓“预审”侦察中，关于我发起筹组〔中华公权大同盟〕着手进行〔组党〕事，办案人员不是从他那里打开突破口的。
   
   我至今仍然坚信傅申奇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和追求是真诚的。至于他后来是否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另有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由于我多年和他失去联系没有交往，我对此一无所知。
   
   关于我和上海异议人士的关系，有必要补充的一点是，尽管我在上个世纪1980年夏～81年春在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完全是因为民主运动来去上海三次，但因为一是在实施秘密〔组党〕；二是对中共取缔和打击民主运动的暴政以行动作出坚决抗争，都属于特殊情况，都是“只抓住主要的人和事”，而没有和其他的人见面----我1980年夏第一次到上海时，傅申奇就提议召集上海朋友来和我见一面，但我就如同在广州谢绝了王希哲的提议一样，没有同意。
   
   
   
   《陈泱潮事略》续篇：气贯长虹 （七之三）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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