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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运动首次组党活动及其相关史料存实
气贯长虹----不可替代的历史的记载（全文）
就1980年〔中华民刊协会〕及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党〕活动事
陈泱潮答范似栋
（200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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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成立〔中华民刊协会〕的动议和核心人物
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的背景和动机
----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党〕活动及《〔中华公权大同盟〕简明纲领》要点
1,共产中国持不同政见民办刊物的发轫和当之无愧〔作事谋始〕的典型代表
2，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织反对党的由来与活动
3, 为组织〔中华公权大同盟〕而进行革命大串联
A, 1980年春末夏初“出师北伐”开荒播种
B, 先从沿海城市入手
C,对组织反对党时机的认定
D, 为什么以及成立什么样的反对党
E,广州之行的初步结果
4，〔中华民刊协会〕的本质是为组织反对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A,酝酿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时的国际形势
B,酝酿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时的国内形势
C,中共的疯狂镇压，恰恰反映了中共的恐慌和畏惧
5, 无私无畏的英勇反抗----组织〔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
三，我对〔中华民刊协会〕的态度
四，邓屠夫的毒辣手段：所谓“一网打尽”与“擒贼先擒王”
1,旨在扼杀中国民主运动领导力量
2,铁证如山：陈泱潮（陈尔晋）首先被抓
3,中共之所以首先抓捕陈泱潮（陈尔晋）的原因
A,中共独裁集团视《特权论》为刺向其心脏、从根本上要其性命的利剑
B,中共掌握了《特权论》作者正在为首组织和指挥抗暴活动的情报
C,《特权论》作者刚刚会见了第四国际香港第一书记吴仲贤
D,当局把《特权论》作者定性为“两非祖师爷”和“两非能量极大的首犯”
E,《特权论》作者被起诉和判刑的两个“罪名”
4,《特权论》作者与吴仲贤笔谈至凌晨，随之迅速离开上海
5, 《特权论》作者突然在南京下车
6, 虎口搏击----《特权论》作者在南京火车站被绑架的一幕
7,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民主墙20周年的活动中,《特权论》作者被列为唯一一个“全国民刊协会重要领导成员”
五，我当时思想和行动之所以比较激进的原因
六，对〔责任〕主编傅申奇的印象
七，1980年秋冬我在北京的活动
1,〔时代的报告〕杂志社
2,和当时思想理论界的接触和感受
3，〔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
4，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工作
5，刚刚开始和邓小平亲属来往
6，有缘无份，失之交臂----放弃了迅即出国的计划
7， 与耶稣出道年龄相仿佛----30年极其严峻与非常的磨难和考验，打磨出救世救心双刃剑
8，“尔晋，你是真正的强者！中国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八，信心十足、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岁月
九，关于徐文立
十，当时参加〔中华民刊协会〕的东北民刊有〔雪花〕
十一，你说我的意见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促使我写了此文
十二，〔中华民刊协会〕以及〔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的伟大历史贡献
十三，真诚实施〔新五权虚君共和民主宪政〕是从根本上铲除中共特工对民运的渗透、分化、瓦解的唯一良策
十四，历史的重复，与其说是超前思维者个人的悲哀，不如说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悲哀
附：
《特权论》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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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潮兄：
你好，谢谢你的电子信件，谢谢你的评论。
看来我们在魏的问题上，看法完全一致。
我们现在来谈谈八零年的中华民刊协会的事，以下是十个问题：
1． 中华民刊协会是谁提议的？是不是何求？是谁附和，哪几个人是这件事的核心人物？时间是八零年九月？
陈泱潮答：
一，成立〔中华民刊协会〕的动议和核心人物
是何求。时间也大约是在1980年9月左右。
武汉的朱建斌、秦永敏等人，出版了〔中华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创刊号。武汉朋友对创办〔责任〕贡献最大。
之前，曾接何求、朱建斌等人数度信电联系，要我担任主编。一则，因我当时已经于同年春末夏初就离开云南原来工作单位，在外“四处串连”，筹组〔中华公权大同盟〕，居无定所，不便开展编辑印刷工作；二则，正因为着手秘密〔组党〕，且准备播下火种后，我将迅即出国成立〔民主国际〕，组织和推动对整个共产世界官僚特权法西斯社会主义团伙进行民主革命，因此，为免于过份暴露，我没有就任。
〔责任〕主编后由上海傅申奇担任。
王希哲等曾给〔责任〕撰写过文稿。
2． 成立这个组织的动机是什么？当时全国民刊大多数都停了，大势已去，但有个别人心有不甘，力有未尽，退无可退，所以有此提议，把散兵游勇合在一起作困兽斗。这种说法是否可以接受？
陈泱潮答：
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的背景和动机
----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党〕活动及《〔中华公权大同盟〕简明纲领》要点
1,共产中国持不同政见民办刊物的发轫和当之无愧〔作事谋始〕的典型代表
共产中国厉行思想控制。自1957年反右之后，纸媒体时代所有出版物，无论报纸还是杂志，都统统绝对控制在中共手里，统统成了中共的喉舌和应声虫。
文化大革命勃起群众组织后，1967年前后有过一段时间涌现了群众组织自办的小报和大量油印出版物。但是这些小报和油印出版物，基本上都是在毛泽东思想阴影下发出的声音。除了1968年出现的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杨曦光（杨小凯）所写《中国向何处去》，以及1974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外，鲜有背离忠于中国共产党捍卫毛主席的文章，更不要说从总体上系统深刻批判共产专制独裁制度的印刷品出版物。
文革中这些印刷品出版物，随即在1969年4月中共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被整肃殆尽。但是，刻写钢板用滚筒油墨印刷出版物的手工方式，成为后来共产中国民办刊物倚仗的技术手段。正是有赖于这一手段，在共产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道冲破思想控制的亮丽的风景线----表达有异于中共官方的持不同政见的民办刊物。
民办刊物区别于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印刷品出版物的地方，正在于突破了中共官方的思想控制，本质上是政治异见的表达，是立足于批判中共政治制度、志在改变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的陈述。
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中国民办刊物民间组织的真正发轫和当之无愧〔作事谋始〕（《推背图》第47像〔讼〕卦象辞，预言该像事主必不可少的重要特征）的典型代表，是早在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前，华国锋刚刚搞了宫廷政变后不久，1977年初中共正在大杀思想犯“反革命”期间，我在云南省宣威县城郊区农村，组织一班人（其中有文革期间宣威第一中学高中学生宣威县群众组织炮兵团负责人、具有丰富的手刻钢板用滚筒油墨印刷经验的夏开胜、缪甸生等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刻印了我自1972年开始酝酿、1974年完成初稿、1976年初定稿的理论化体系化系统的彻底的批判共产专制独裁制度、深刻地挖掘其罪恶根源、鲜明地指示方向----十分明确地在共产中国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坚决反对官僚特权阶级一党专制暴政、进行民主革命、建立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真正实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保障主张的计有13万字左右四篇14章的《特权论》----当时我准备以此前往新疆发动赛福鼎起义（详见《陈泱潮事略》）。
⒉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织反对党的由来与活动
正是我早在这本1972年酝酿、1974年所写、1976年初定稿的《特权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就已经非常坚定不移、非常清楚明白地提出在共产专制体制下进行民主革命，必须建立坚强有力的反对党----请参看附件《特权论·第十三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
我因为上述写作和刻印《特权论》被查获，于1978年初第一次坐牢，几于丧命。所幸审讯办案侦察中没有暴露我首次刻印《特权论》是为了策动新疆赛福鼎起义的真实企图，1978年底邓小平复出举行的中共11届3中全会，印证了《特权论》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反对个人崇拜实行民主法治等等思想理论完全是先见之明，十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之我与邓小平夫人卓琳确实具有的亲戚关系，所以得以大难不死，于1979年3月7日侥幸获释,结论待作。
1979年6月18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当天, 我由〔四五论坛〕发表《特权论》重印删节本《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于北京西单民主墙后，7月上旬回到云南，到原单位云南省宣威煤矿机械厂上班。8月获平反文件。
我在去找〔四五论坛〕发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是抱定了抓住北京西单民主墙还存在的机会，义无反顾、坚决把真理诉诸人民、坚决不失时机果断播下组织反对党建立两党制实现民主化火种的决心，要如实全文翻印《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后因〔四五论坛〕召集人之一吕朴提议重新召开编辑部会议，坚持必须删除《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刻印本中的《中国现存社会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第二次武装革命》等等所谓过于激烈的章节，我在不同意删除这些部分，就有可能出版不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重印本、错过当时稍纵即逝在中国将《特权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公诸于世时机的情况下，当场挥泪痛哭，不得不同意删除他们坚持要删除的这些部分！
在这次编辑部会议刚刚开过之后，大约是1979年4月底5月初，我曾和徐文立有过一次深谈。我沉痛地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在同意删除这些内容的会议上当场挥泪痛哭的原因。我坦白地向他说明：删去这些部分，就是删去了本文最宝贵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行动意义的部分！尤其是删去《党纲》部分，是非常错误的！既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党，回避这个问题，就是逃避现实，就是使革命的理论受到阉割，就是使人民不知道现在该如何去行动！错过这样一个稍纵即逝极其难得的播种时机，中国的民主化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我已经什么都不顾了，你们还怕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吕朴作为高干子弟（其父是当时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有顾虑，情有可原，你们也坚持这样做，我真的感到很痛心! 《论》文的播种效果将因此而大打折扣！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我在离开北京回云南前，再次和文立谈过，殷切希望文立要自觉注意抓大事，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事务性工作上，要加强理论学习，以有利于牢牢把握正确的方向……
由于《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当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我在回到云南后,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全国各地的民办刊物，和不少朋友如何求、王希哲 、王屹峰、傅申奇……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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