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幾個不是廣州的民運著名分子，雖然接觸機會少，但印象頗為鮮明。
    　　
   最突出的是陳爾晋。他是雲南人，幼年失學，只唸過幾年書，但他努力自學，可能是整個民運中，對馬克思主義研究最透徹的一個。一九七四年開始，當「李一哲」他們在廣州推出大字報時，他全心埋頭苦幹，在七六年完成了《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著作。四人幫垮台後，陳爾晋將他的著作稿《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當局所注意，因而被捕，一直扣留到一九七九年三月才釋放出來。
    　　

   陳爾晋入獄時間，曾給公安吭谝紊洗颍�打得很厲害，他也反抗得厲害，使縛他的繩子陷在手臂肉中。幾年後，他捲起衣袖給我看，疤痕還清楚可見。
    　　
   陳爾晋對中國社會的批判，是清清楚楚，十分尖銳，不將希望寄諸當權者，也不用打著紅旗反紅旗。他這樣寫道：
    　　
   「（中國的）官僚主義階級不是實行現代法制，而是實行封建專制，變化性靈活性很大的政策，遷就應付臨時事件，憑官僚主義者階級的『一元化領導』的喜好執行政策，根本就沒有甚麼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對所謂『反革命』或格殺勿論或施以重刑。……在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把持下，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使社會的矛盾衝突缺乏緩衝的餘地。千千萬萬優透人物憤懣不平，渴望變革，被迫敢於鋌而走險，要從絕路上闖出生路來。蓄之越久，其發必速，壓迫越深，反抗越強。同時，官僚壟斷特權階級在長時期強制性固定化壟斷權力的過程中，越來越僵化，越來越缺乏左右民心的道義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領導集團的日益僵化，導致了整個社會內部的日益僵化，孕育著總崩潰的到來。
    　　
   「請記住──對於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表達出來的這種新的社會要求，這種歷史的必然性，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制這種要求，那只能使它越來越強烈，直到最後把它的枷鎖打碎──事情正是這樣，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必然的東西一定會成為現實的東西！」
   

在一九八九民運之前，在蘇聯和東歐發生大變之前，我上面引述這番話，不要說普通人，就算是很多有點見識的人看來，彷彿是在說夢話，從托洛斯基批判斯大林主義，預言在官僚統治下政治革命是唯一出路以來，有幾多人敢於做過這樣的大膽假設，作出這樣廣闊的歷史前瞻？但八九年以來發生的一切，應驗了陳爾晋的基本分析。
   　　
   實際上，當年陳爾晋釋放後，便在各地民運中活動，在北京民運中，他的影響力十分大，威信也很高。還有另外一個外間人不知的地方，便是當年陳爾晋串連各地民運時，公開以托派自居，他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雖然引入很多他原創的概念，例如「叉路口社會主義」，但就官僚專政，和必須依賴無產階級以進行民主革命這個根本問題，陳爾晋的確是根據馬列主義，在沒有看過托洛斯基著作（後來與香港接上頭後才有機會接觸），不知國際革命馬克思主義運動發展的情況下，得到基本上相同的結論，這實在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根據我與陳爾晋的實際接觸，我覺得他政治經驗豐富，夠成熟，凡事能夠提綱挈領，難怪在國內民運影響力有這麼大。不過，當他對我說已組織了好幾十人，我又覺得此話可能多少有點誇大。就我經驗，國內民刊團聚的人，多則十多個，少則一二人，未聽過有幾十人的。另一個我對他印象有保留的原因，便是我覺得他太重視自己的著作，彷彿總是想找在國內外出版的機會。
   　　
   我對北京的楊靖，印象也很好。他也是一個工人，風聲緊時，反對徐文立的停刊決定，將《四五論壇》復刊，堅持繼續民運工作。政治上他是激進主義，但很實幹，組織能力強。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過的一句話：「愚蠢的朋友比聰明的敵人更可怕！」
   
   對上海的傅申奇我也是印象深刻，他是年青的實幹派，七八年末已開始搞民運，理論修養也不錯，在上海建立了一個組織。八九年初左右，他減刑出獄，返回上海。按我的理解，我們那一輩的民運戰士得到減刑的，肯定要付出代價。但八九民運一開始，傅申奇又投入運動，所以不久也被捕入獄。北京另一位民運戰士任畹町，同樣也是在
   八九年初出獄後，公開投入民運行列，結果也難逃再被捕的命運。十年牢獄折磨不減他們的戰鬥性，值得我們欽佩。
   　　
   我最記得，傅申奇曾很直接的問過：
   　　
   「托派是甚麼？」
   　　
   「香港革馬盟的組織情況怎樣？」
   　　
   從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在香港，托派一直十分孤立。可是，在當時國內民運聲譽其實很高。原因很簡單，根本就沒有另外一個左傾政治潮流，深刻的批判了官僚統治，並提拱了向前發展的政治前瞻。後來我在獄中，我也不斷反省這些政治問題。未入獄前，我對中國是否存在一個無可救藥的官僚層，還是有點猶豫。入到監後，從口到心，都認定官僚層肯定存在，肯定無可救藥，肯定會給掃入歷史墳墓。
   
   
   摘自刘山青回忆录:《无悔的征程》（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