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泱潮文集：简论“文革”的历史定性

   1、对“文革”的四种定性
   2、【夺权文革】
   3、【浩劫文革】
   4、【人民文革】
   5、【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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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文革”的四种定性
   不把握事物的性质,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在此“文革”40周年之际,有必要问一声:“‘文革’到底是什么性质?”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夺权文革】,邓小平的【浩劫文革】,刘国凯先生为代表的【人民文革】,都是从不同侧面对毛泽东当权的最后岁月1966～1976年这段中国历史问题的表述。
   我的观点,则是一如《特权论》所说，是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综合看待这段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承前启后的性质:【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2、【夺权文革】
   毛泽东的【夺权文革】,是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主要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旗号,在“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等“文革”文件、文章）的口号下,进行党内毛泽东派系向刘邓派系的夺权斗争。
   由于这场斗争是从文化领域首先找到突破口,并且,从谋略考虑,也需要虚张声势掩人耳目,需要掩盖真实目的声东击西,因此,才被冠之以“文化革命”的桂冠。
   冠以“文化”二字为名的所谓“大革命”,其实不过是毛泽东发起向刘邓［夺权］的策略和烟雾。
   在这场夺权斗争的初期和关键时刻,毛泽东利用了人民,人民也利用了中共内部权力激烈斗争的形势,从1949—1966年的17年中共的残暴统治下,第一次松了一口气。
   因此,毛泽东的【夺权文革】,在初期和夺权关键时刻,一度瘫痪了中共各地党组织的活动,专门针对中共当权派,强调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抑止了刘邓官僚特权阶级当权派故意挑动群众斗群众,故意以旧的对地、富、反、坏、右的穷凶极恶的阶级斗争,来掩盖新的中共党官僚特权阶级对人民大众吃人不吐骨头的血腥的阶级压榨和阶级奴役,来规避和转移毛泽东号召［针对中共当权派造反］的冲击锋芒,利用和煽动“红卫兵”中共官僚干部子弟大搞打、砸、抢,肆意破坏文化、破坏文物的野蛮罪行,因而,一度具有人民性,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强调:“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此外,毛泽东在其生命最后时刻,认识到并且明确说出:“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对象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共产党“官僚主义者阶级总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都说明毛泽东的【夺权文革】,本质上尽管有维护其【个人专制独裁绝对统治权威】反动的一面,但是,在客观上对于打破思想禁锢、粉碎对中共的神化,不无积极作用。
   尤其是将“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受宪法保护、百姓可以据此监督官僚的一种合法手段和渠道,是对中共17年残酷统治所造成的严重官民矛盾,试图寻找缓解途径的表现,也是对限制官僚特权阶级膨胀特权的一个尝试。
   这是还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毛泽东的【夺权文革】比邓小平的官僚实用主义【浩劫文革】,客观上有着一定人民性和进步意义的地方,也是今天毛泽东死而不僵,仍然受到平民百姓缅怀的原因所在。

3、【浩劫文革】
   邓小平的【浩劫文革】,则是彻头彻尾坚持、维护、巩固和扩张［中共一党专制独裁官僚特权阶级整体既得利益］、力图恢复中共建国初期17年严酷统治的瞒天过海舆论迷魂汤!
   邓小平及其一伙中共当权派官僚特权阶级,历来视民命如草芥,而把他们自己当作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高高在上、尊严不可以受到丝毫冒犯的奴隶主老爷!
   他们把所遭受到的毛泽东号召［针对中共当权派造反］的【夺权文革】的冲击,加以演绎成整个国家民族遭受到了“浩劫”,从而把他们当作国家民族的化身和代表,处心积虑将［针对中共当权派造反］妖魔化,的的确确是严禁人民造反、严禁人民理性思维的制造瞒天过海舆论的迷魂汤!
   他们一复辟上台,就忙不迭地急急从宪法中取消了“四大”,一方面表明了他们对人民监督官僚、人民向官僚造反的反对和恐惧,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的狡猾和诡诈——在一个实行一党专制独裁暴政严密垄断控制住一切新闻媒体宣传出版机构和载体的国家,取消了“四大”,无异于对人民维权抗暴武器的缴戒!无异于从根本上解除了、剥夺了人民百姓监督官僚、反抗官僚的武器和手段!
   他们所用以诋毁毛泽东【夺权文革】和人民反抗中共一党专制独裁压榨和奴役的造反运动的事实依据,例如红卫兵对人权的肆无忌惮的侵犯、疯狂的“打、砸、抢”、“破四旧”……其实本源上正是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当年所采取所玩弄的“转移斗争大方向”、规避毛泽东号召［针对中共当权派造反］冲击锋芒的鬼蜮伎俩!
   邓小平【浩劫文革】对“文革”的彻底的全盘否定,实质上就是对“文革”中人民群众反迫害、反歧视、反压迫活动的彻底否定,就是对全面恢复文革前17年对人民任意镇压和奴役的复辟宣言书!
   邓小平为着反对毛泽东的【夺权文革】,实现从毛派手里全面反夺权,不得不对人民作了一些让步,不得不对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些错误经济政策作了调整,在坚持、维护、巩固和扩张［中共一党专制独裁官僚特权阶级整体既得利益］的同时,开初也看起来似乎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实惠,可是,其危害中国国家命脉的严重后果,今天已经日益让人们看得比较真切!
   中国整个国土资源的惨遭严重破坏,真正堪称举世浩劫!
   整个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严重的道德堕落、严重的贪污腐败、严重的即将全面爆发的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必将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极其严重的真正的空前的浩劫——国土四分五裂兵连祸结战乱不断,已经是迫近现实的危险!

4、【人民文革】
   以刘国凯先生为代表的【人民文革】,则是自觉站在人民立场上,对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投身反迫害、反歧视、反压迫实践的表述。
   在中共愚弄人民,并且纠集贪图名利、惯于扛顺风旗的御用文人,向人民向世界大力灌输严禁人民造反、严禁人民理性思维的瞒天过海舆论迷魂汤的时候,刘国凯、武振荣等先生能够保持独立思考和忠实于事实真相,针对邓小平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浩劫文革】开动整个宣传机器的高分贝嘈声,而发出【人民文革】的空谷足音,实在难能可贵!
   但是,从理论高度上认真考察和思考下来,却不能不感到【人民文革】表意有模糊、不确切的毛病,因而定义有不准确之嫌。
   首先,整个“文革”的运动形式,与其说是人民群众运动,不如说是中共左右两派交相利用国家机器运动群众；
   其次,文革的主导力量,不是人民,而是中共当权派,首先而且主要是掌握着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军阀独裁者兼思想垄断控制者毛泽东！
   第三,从人民百姓的角度来看,人民反迫害、反歧视、反压迫的行动,其性质,既不是什么“文化”的“革命”,或者“关于文化的革命”,也不是什么“革命”的“文化”，而是地地道道的公民维护基本人权的抗暴斗争!
   第四,【人民文革】的说法,只是反映了上述“在这场夺权斗争的初期和关键时刻,毛泽东利用了人民,人民也利用了中共内部权力激烈斗争的形势”,进行有限反抗中共暴政的运动,在发生时间上的认定。
   就人民有意无意趁机利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矛盾所产生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反迫害、反歧视、反压迫的行动而言,与其叫【人民文革】,不如直截了当称之为【文革期间人民反迫害反歧视反压迫运动】，或者简称【造反文革】，更为接近和符合实际。
   造反,当年定义是“造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绝对不是中共干部子弟“联动”分子死保当权派的红卫兵转移斗争大方向,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们的迫害和对文物对宗教等等所谓“四旧”的破坏。
   因此,不必因为邓小平中共官僚特权阶级已经将“造反”一词加以妖魔化而忌讳使用“造反”一词!
   今天恰恰就是要强调“对中共造反有理”!
   对中共这个顽固坚持专制独裁、一再严重祸国殃民、极其邪恶、极其不义的非法的罪恶政权,造反永远有理、永远正确、永远值得讴歌!

5、【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但是,就整个文革性质而言,无论是【夺权文革】,还是【浩劫文革】,或者是【人民文革】,抑或者是【造反文革】,都没有能够全面准确把握住“文革”的性质!
   只有将“文革”置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加以全面考察,只有将上述从不同侧面对文革的观察和感受,加以综合研究,才能寻找到能够全面准确把握住“文革”性质的论断,才能全面准确看待这段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承前启后的历史定位。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特权论》,其中强调【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的观点。正如近日经郭国汀先生推介之后,武振荣先生所评价:“把文革看成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的观点很杰出，事实上，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中国民主运动是它的继续，只有这样，在今天的民主运动应该怎样搞的问题上，就有着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也已经表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反迫害、反歧视、反压迫的行动,反映了当时社会人民群众和官僚特权阶级的矛盾和冲突,并最终导致产生了《特权论》这样明确提出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刻不容缓的民主革命、建立实行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这样的民主制度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后来的民主革命作了先说后应的理论推演和铺垫,充分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的确确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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