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国：我的过去（之5）

我们背着油炒面等耐吃的东西到银川，再坐汽车到延安，到陕北宜川县我校知青插队点。我们白天与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开调查会，后又坐部队的小船过黄河，在黄河东岸的山西的大山里露宿。路费没有了，用全国粮票换点钱继续走，到山西汾阳杏花村我校知青点，到河南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找同学关德宝，到河南偃师县农村找返乡的同学李苏玉，后经江苏转回徐州、北京。

几年后因“黄土（土当）砖窑事件”（后述）批斗我，抄家抄出我写的这次调查报告，审查人员问：“进行全国社会调查是中央的事，你们为什么要搞？这是有政治野心！”真叫我啼笑皆非。

非共产党员做了生产队第一把手

艰苦的劳动，繁重的队里工作，都在磨练我的意志，锻炼我的能力。6年里，我担任了1年会计、3年队长。

73年，做为全队的队长、当家人，我左思右想，终于在实践中认识到集体劳动的效率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开始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中进行包产到户的实验，并有全队土地包产到户的设想。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张大娘担心地对我说：这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在公社召开的队长大会上，我带头发言否认公社年年自封自吹的成绩，而重点查找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屡屡谔谔不驯的反潮流，使我入党的要求迟迟不得解决。

做为生产队第一把手按惯例必须是共产党员担任。我不是，但插队后期队里已经形成队长非我莫属的局面。上面也就只好宣布：生产队领导班子由查建国负责组建。

热衷政治，喜欢组织管理

我热衷政治，喜欢组织管理，自认人生位置、目标已定，有两件事可见一斑。

当时公社有一个电工的名额。当电工可挣工资、干活轻、到处受欢迎。上面照顾我，让我当了电工。可干了不到1个月，我坚决不干，跑了回来，仍当我的队长。别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却觉得让我一辈子去干那些具体技术工作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

另一件事是71年“9．13”事件，林彪身亡。我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赶回北京去！我马上买了火车票回到北京，回到学校，到处了解政治局势。当然，一切“风平浪静”。我辈（红卫兵一代）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了。

寻觅爱人

69年，我和赵齐数省调查后回到北京，专门去了一趟郭铁虎家。已病退回京的她，视我如同陌路。这终于使我最后死了心。伤心的我不想在知青中找对象了。

我开始注意村里一个姑娘，叫周金燕。她性情温和，长相在村里是最漂亮的。那是71年，我20岁，她18岁。有一天她爸爸来我住处。我对他讲：“周叔，我准备明年结婚。”他奇怪地问：“和谁结婚？”。我单刀直入：“和你女儿”。沉默了一下，他说：“我考虑考虑”。“行，1个月后能不能给我一个答复？”。

我知道周金燕最听她爸的话，所以这事从始至终我也没与她本人谈。两天后，我以副队长身分过黄河去伊盟安置我们队在牧区的一群羊。

1个月后回来，我又找到了周金燕的爸爸。他对我讲：“你来我们队已经两年多了。你性格好，人也能干，但是你现在还是农村户口。这事等你有了城市户口再说吧。”

几天后，我写信给正在呼和浩特市上大学的王彩霞，和她定下了未婚夫妻的关系。王彩霞曾来信说，如果她毕业后我还在农村，她仍愿意回到农村来找我。

一个要有城市户口再谈，一个是已到了大城市还愿为我回农村，从中抉择不就很容易了吗？

王彩霞心善，对我极好。在她临毕业时，她的一个同学、好朋友梁辉给我来信，批评我：“你能不能对王彩霞好一些。”实际上我们关系一直不坏。但从内心讲，我又一直没有产生强烈的热恋激情。理智大于感情，这到底是为什么？这难道为18年后的分手埋下了基础？

要搞好一个生产队

几年后，北七顶知青小组的另7个成员一个个或上大学、或工作、或返京，都走了，只剩我一人仍在坚持着。

73年我去呼和浩特市开内蒙古先进知青代表大会，在《内蒙古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和部份知青代表共同写的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倡议书。搞好一个队，内因、外因很多，尤其是在集体劳动制度下谈何容易！但我不服气，仍在坚持着……。

有好几次，我一个人赶着小毛驴车从县城回村里。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透过暮霭披洒在田野上，远边的大渠背上人影忽忽晃晃。在惊喜这田园美景之后，心中又充满了惆怅，想我一生凌云抱负，难道就永远地在这边陲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可我又不会、也不屑于去拉关系、走后门，脱离农村，更何况我还心不甘：我就不信搞不好一个生产队！

就在这时，命运让我遇见了县里干部老余、老郭夫妇。县商业局干部老余先到我队协助工作。她走后，她丈夫县广播站站长老郭又来我队协助工作。我们成了挚友。74年春，老郭见我拼得很凶，身体却很弱，有时劳动收工，还要人扶着回来，就积极为我办了去县里当国家干部的手续。虽然在去了县银行工作后，我还给县委主要领导写信，希望再回北七顶队，但终于没有回去。6年半的农村生活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