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刻意的美化与筛选，中共早期历史、早期领导人给世人似乎只留下「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浪漫形象。其实为信仰视死如归如果缺少悲天悯人的情怀可能是很可怕的事，否则以自杀炸弹发动恐怖活动的宗教极端份子也可以成为歌颂的对象。    　　研读中共党史，我发现中共早期领导人，包括熬到革命成功坐上江山的毛刘周朱等，确如他们所说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在信仰上狂热极端，「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但他们缺乏普通人的情感，不讲亲情友谊，虽声称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但却轻视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以至冷酷嗜血，滥杀无辜。

　　早期领袖都有冷血滥杀的记录

   　　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份子，但这些白面书生，如王明、毛泽东、周恩来、夏曦、关向应、陈昌浩、张国焘等竟然最后都成了杀人魔王。比如夏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自幼聪颖好学，长于写作和宣传，曾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在《新民周报》和《救国周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但这位「救国书生」，一九三Ο年领导湘鄂西苏区肃反，大开杀戒，用尽酷刑屠杀自己的革命同志一万多人，许多死者都是与他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毛泽东《蝶恋花》词「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直荀，湘鄂西苏区的领导人之一，与夏曦原是同乡旧识革命老战友，私交很好，但也被夏曦处决，柳直荀和一批湘鄂西领导人，居然是在一个批斗现场乱棍打死。

   　　北京大学毕业的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和鄂豫皖苏区肃反杀了一万多自己的战友，张国焘还亲自坐堂刑讯逼供，施用的酷刑包括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站火砖，捆绑吊打等。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是被活活打死的。徐向前后来才听说她死前受过酷刑，「打得不成样子」。但徐向前的反应也不近人情，听说老婆被补受审查，竟是「不便打听」，后来到了延安事过境迁才质问当事人为甚么要杀他的老婆。母爱是人类最伟大的感情，但当年女红军女共产党员为革命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非常普遍，并非几个孤案。

   　　天津南开大学学生、留法生周恩来和上海大学学生国学修养深厚的康生一九三一年在上海以恐怖手段惩治叛徒，率领中共特工亲执斧头砍死顾顺章一家老弱妇孺十几人。

   　　这样的例子绝非仅有。为甚么这些有救国救民之心的书生会如此残忍冷血？

   　　首先，在于他们终身奉献的组织——以列宁极权主义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把暴力崇高化合法化，崇尚鲜血（红）的颜色，要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即大流血来改造社会。如一九二七年中共决定发动秋收起义的「两湖暴动决议案」赤裸裸地大量使用杀戮的字眼：「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杀戮反革命的军官」，「屠杀反动官吏」等等。

   　　第二，这个党只讲党性不讲人性，强调「铁的纪律」、「党的独裁」、「每一个同志要牺牲自己的意志，感情和前途，以保卫党的团结」（中共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决议》）。

   　　第三，这个党相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欺骗，可以让无数无辜者牺牲。数十年标榜目的很崇高，手段可以很暴烈，很残忍，很无情，甚至很卑鄙。有「小资产阶级温情」的人即使被其崇高目的所感动参加这个党，最后也不免忍受不了革命的鲜血和污秽，成为「革命的逃兵」，那些坚贞不移的共产党人，都是一夥被训练洗脑丧失人性、冷酷残忍的异类，就像是所谓的「中邪」一样。因此，以有人说共产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

　　毛的湖南农民暴动是国共仇杀之源

   　　中共早期的革命有中共宣传的理想化的一面，更有中共刻意掩盖的土匪的一面。

   　　二十年代国民北伐战争时国民党与共产党从合作到分裂，最后兵戎相见血腥仇杀，最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代表的阶级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合作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直接导因则是中共民粹主义的工农运动过度暴力。而使国共提早分手。如湖南国民军人许克祥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杀共产党人，即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暴民恐怖有关。政大教授王健民所著《中国共产党史》记载甚详。

   　　毛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始于一九二五年冬，时蒋介石尚未清党，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农民运动出现高潮，全省农会已号称有五百一十八万人，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形成赤色恐怖气氛。毛泽东为湖南农运辩护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运动的暴民形象已有很真实的描述，后来红卫兵以此为榜样，打人抄家，将「牛鬼蛇神」走资派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示众，以至毒打致死这闻名的文革红色恐怖，就是当年湖南农民运动如何的无法无天的翻版。

   　　当时中共与宁汉分裂后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尚是革命的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在后方却受到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迫害。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于六月致电共产国际的电文承认湖南农运过激酿成马日事变。他在电文中说，「当时北伐军官家属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戚被逮捕，平白遭受拘捕与惩罚，米的运输受阻，向商人勒捐，农民抢米粮，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中的少数金钱均被农民没收与瓜分。」陈独秀说，「这些过火行动迫使出身小地主阶级与豪绅土匪的军人们，结成反共反农民联合阵线。尤其是家人曾遭受压害的军人更感到痛苦」。他在另一篇文章《湖南政变与讨论》中说，「长沙五月二十一日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

   　　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在回忆马日事变的文章中也承认湖南工农运动使国民革命军人从支持共产党转而反共。他在文章中说，国民党军人「熊震，当他卫戍长沙的时候，表示很左，及开到辰州，听说他岳父被捉了游乡，勃然大怒，而开始极端的反工农运动」。国民党元老，同情共产党的谭延□也因女婿（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受到农会勒索而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曾任中共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指责「农民运动居然侵犯到了革命军官的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