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是土地制度改革的简称，在中国，这无疑是现代化最主要的命题，不但与“土里刨食”的平头百姓丝丝相牵，也与夺权而后掌权的共产党的命运紧紧纠结在一起。    　　大陆生活在城里的人与土改本没有直接干系，原可以不知道。无奈共产党看重政治宣传，看重“亿万人民同心同德”。于是，报章杂志、电影歌舞轮番轰炸之外，还有无孔不入的系统与部门传达，终于把“这场伟大的运动”弄到无人不知的地步。但正因为是宣传，也可以说，反而没有人知道土改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是农业大国，毛泽东就是靠土改起家的。没有1920年代末他和他的同志们手执土枪梭标“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1]，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红色政权"的得以生存。当然接下来土地政策在共产党手里一直变来变去，细细揣摩其脉络，似乎主要取决于在当时的局势下，“红色政权”是只须赤贫者效命即可(富裕者抢了过后杀掉就算了)； 还是须拉上地主富农们一同效力(如抗击日寇)。邓小平70年代末归位之后，所烧起的三把漂亮大火之一，也是土地政策——还农民以对其所耕种的土地的有限使用权——以此奠定了他垂暮之年的霸主地位。

   　　这些都是主题以外的话，这里说的，是共产党大范围掌权之始，即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那场最著名的土改。

   　　那可是一场火热的运动，用官方史家的话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建国初期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的一个巨大的胜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亿万翻身农民劲头空前高涨”[2]。这话从那时就说，一直说到了今天——当然先是党报说，于是大家也就跟着说。但是，有没有人不说，或者说出一番别的景象、别的道理呢?

   　　不知是意图拉拢还是吓唬，抑或是有恃无恐，当然也可能出于极为天真的骄傲，当政的党似乎没有想将土改遮掩。只看当时留在大陆代表“言论、思想与良知”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以及徒有其名的政客——民主人士们，几乎无一遗漏地被送下乡参加(或称见习)土改，就是明证。他们回来也都真诚而得体地以此题材创作，无法创作的，就具名写下心得与感受，于是土改也由此民主地定了调。无由恭逢其盛的我们这一代，也即到了文革才登上舞台抒发豪情的这一茬子人，虽说得以如此张扬地发挥着土改余威，但除了油画《一件血衣》或群雕《收租院》，对土改实毫无认识。

   　　直到1996年——伟大的土改运动之后大约半个世纪——我才从新近出版的两本薄薄的小书里，见到一丝土改之端倪。这是两位同为本世纪20年代初出生的女作家，在中国成吨的土改报导、土改文学里，她们的叙述只可称沧海一粟，但仅这寥寥数言的描述，已使我震秫不已。这就是过世不久的张爱玲和尚辗转于病榻的韦君宜。

   　　在中国，直到80年代中，50岁以下的人里，除了专门的研究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张爱玲。然而，1989年之后，与相当一部分或被冷落、或被封存的三、四十年代作家一道，张爱玲悄然流布。这当然首先得益于读者目睹坦克而后的信念崩溃，甚于任何时期的思想控制也出了大力。

   　　就是在这时，我才第一次读张爱玲。

   　　这位还没有长大就已经成熟老到得让人发怵的前辈作家令我倾倒。这，在我刚一碰《金锁记》、碰《姑姑语录》等散文，就知道了。但这边出版的多是选本，各式各样，就算把1990年的《草炉饼》、把《张爱玲苏青对谈》都收了进去的"文集"，也未将作品收全。但我一不是专家，二对张爱玲还没有迷到只言片字都要找来捉摸一番的地步，对“全集”也就没有过什么渴望。加之这边的研究者，包括被认为相当非官方、且对张怀着亲切的念想的人士，都无一例外地贬抑她到了香港之后的作品，说是“坏作品”，是“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更有甚者，一名为她作传的人竟指称它们“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是命题作文”(?!)[3]。但《秧歌》和《赤地之恋》最终还是在她所述故事的发生地出现了——出现于大陆那场突然暴出的短暂的张爱玲热的当口。

   　　这“热”当然是始自惊闻她离世的噩耗之后，波及了不下几十家报章、杂志和出版社。但是，不但明白标出“全集”，且真的把这两部作品也印出来并且从从容容地卖了出去的，只有两家：大连出版社和内蒙人民出版社——只是后者对原文略略作了修改，如将张爱玲秉笔直书的陈毅二字改为□□等。

   　　《赤地之恋》讲的是城里的干部的故事，只涉及到土改；《秧歌》则完全是土改后的农村。她说的是一个距上海不远的江浙一带乡下丰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金根是一个在张的笔下相当少见的美好青年: 勤劳、诚实、果敢、好学、友爱、克制，恪守旧道德的同时勇于接受新事物，人也是健壮俊美。他是翻身农民，不但分了地还分了浮财，其生产力也被“极大地解放”着——他是劳动模范，地里的收成是“九担谷”。他的人生愿望非常简单：供养妻子，使她不致离家远赴上海帮佣。而供养的标准，就是吃上干的饭而已。(九担谷是900斤，对于金根这个三口之家，每天应有2斤半米吃了)这一愿望在书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妻在离别两年之后返家；一次是新出阁的妹妹归省。这第二回，他以自己的名义对妻要求：

   　　“今天我要吃一顿好好的饭，不要那稀里光当的东西，”他低声向她说，“煮得硬一点，我要那米一颗颗的数得出来。”(p.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