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民国二十四年参加中共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十六年正式成为一个中共党员，叁十一年最後脱离中共。在这以後，我继续走过中间偏左的路子，参加过民主同盟；走过中间路线，自己和一群朋友有过独立组党的抱负；走过和平运动的路子，希望从消极的活动中为国家留一线生机。直到现在，我的半生中已经接触了二十年的中国政治生活。这二十年，是中国激变的二十年。因此我的半生政治生活，也成为中国这一代不幸的青年的一个缩影。二十年来，是整个中国的一大悲剧，也锻□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为中国的前途和出路找到最後一个结论。这结论就是：个人自由、国家独立、现代科学叁者是中国人民不可分割的基本要求。基於此，我们的观念和共产党人之间，根本是无法共存的。    　　那麽，或者有人要问：既然如此，共产党何以竟能征服与统治中国大陆？

   　　是不是如某些浅薄的西方观察家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一个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还有点民主气味。」「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一个有行政效率的政府。」我要指斥，所有这些看法都是极端荒谬的。我愿引述事实，支持我的反驳。根据我过去在中共党内的体会，中共对中国的农民要算是最缺少关心了。第一、中共的领导成分，真正农民出身的要算是最少了。第二、中共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是中共一向歧视农民干部，认为农民自私、短见、不可靠、易於动摇。第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和中共的领导者都曾一再的说过：「分散的小农经济是资本主义复活的温床。」第四、中共的土地改革，常被若干糊涂的人误认为中共分了土地给农民，这块地就属於农民所有了。这是大谬的。关於中共对土地问题的政策，我在延安一共听过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现任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副总理）、任弼时（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个人的演讲。中共的观点是：共产党当然反对土地由私人占有，主张集体农业制度，但是，当农民现在还不了解集体化的「好处」的时候，就暂时给他们土地吧。「农民掌握土地，我们掌握粮食，土地重要呢，还是粮食重要呢？农民当然是要选择粮食的，他们就会『自动』的接近我们的集体农场，最後，个体的小农经济也就会『自动』的消灭了。」任弼时说过。

   　　当我还是一个中共党员的时候，我走过不少中共统治下的农村地区，我曾发现，一部分农民对中共保持缄默；一部分故示谄媚，能对中共真正表示热情的绝少。但是奇怪的是，一遇中共有什麽要求或者集会，农民即不敢不来，而且表示积极。这是不是可以说中共给了农民什麽『恩惠』呢，不是的，而是由於中共一手执枪一手握粮的两大武器。试问，这样一个党，能算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党吗？

   　　「中国共产党还有点民主气味」吗？要答覆这个问题，我首先说明一件事实。我在中共党内，从来没有见到收过一次党费，绝大多数的中共党员是靠党吃饭的，他们参加共党以後，党员的身分变成一种职业，也就是列宁说的所谓「职业革命家」，这些「职业党员」与所谓思想信仰等等毫不相关。其次，我再说明另一事实，中共党员的数量是随着他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而增加的，因此这个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精神上，就更加符合列宁的所谓「军事化的党」的原则。第叁件事实，当陈云在延安还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他对我们说过：「不错，我们的党是依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但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命令，否则，我们就不成其为一个布尔雪维克的党了。」

   　　试问，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他能有一点点「民主气味」吗？

   　　或者，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可能要「民主」些，这又是糊涂的看法了。中共的统战政策，其目的仅在分化与瓦解敌对阵营。当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时候，周恩来在重庆一再高呼「蒋委员长万岁」，我们却在延安作「推翻政府」的实际准备；当中共与民主同盟「合作」打击国民党的时候，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正在刊登民盟的文告，而中共在重庆的负责人徐冰（现任中共全国人代会常委）觅私下对我大骂民主同盟的一批人是「臭官僚、烂政客」；有一位着名的哲学家张申府，过去一直是同情中共的，因为只有一次和中共的意见相左，竟被斥为「国民党的帮凶」。以上这些都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试问，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对於党外人士又有一点点「合作」精神吗？有一点点「民主气味」吗？

   　　倘说「中国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连中共的第一书记刘少奇也是否认这个说法的，刘少奇在他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中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澈底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者』这对於艾德礼之流不是一个有力的讽刺吗？

   　　在中国对日抗战期间，我所见到的共产党中上级领导干部，他们对於打日本人并不十分热心，甚至可以说也不十分关心，同志间日常所谈的多以对国民党的斗争和苏联的胜利为主题。中共当时对抗战有两套做法，一面以抗战的宣传争取青年；一面与日本人秘密合作打击国民党，最显着的例子是，中共的重要干部袁殊，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所建立的伪政权中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

   　　有一糊涂看法，把中共内部分为国际派与民族派，事实上，中共内部中下级干部中，我们敢於相信，不少都还是具有民族良心的；而能够成为中共一个高级领导者，没有点「国际关系」（即苏俄背景），就很少可能了。所不同的是他们与俄人关系程度的深浅，加上这个俄国人本身政治权力的升降，直接影响到他们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与安危，比如说，当贝里亚在苏俄还炙手可热时，他在中共党内的亲信也就权重一时了。绝大多数的中共高级领导者，竞向苏俄争宠之心并无二致，有得宠，有失宠者，但这不是什麽国际派与民族派的问题。

   　　我在延安时，见到以下一些事实：第一、绝大多数的中共高级领导者，都轮流调往苏俄受训。第二、绝大多数的中共高级领导者，一直接搭上俄国人的关系，都引以为荣。第叁、紧接着苏俄每一次清党事件以後，中共党内高级领导都中间必有一次权力转移。这叁点，足以支持我以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