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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1)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问题是,它的来龙去脉如何?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多少人?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嫁祸于老天爷,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终于说出了真话:“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2)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3)另一位中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4) 由于毛泽东在世时,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区,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论。直到现在,这个数字仍然是个禁区。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5)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6),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7),不愿予深入探讨。 迄今为止,认真研究这个数字的学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8)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却受到党的干预,金辉受到处分,该期杂志被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大饥馑中的死亡人数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禁区。 本文作者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人口作了仔细的计算,结论是:非正常死亡数在三千五百万左右。(9)除非中国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将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10)而毛泽东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且让我们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吧。 二、 “大跃进”引发的灾难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跃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1)毛泽东这样说当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改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2) 超英赶美,这并非不可能。可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3),却是大谬。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毛泽东“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4)此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一○七○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5),正是大实话。 那一年刚好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点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点八还略少一些。(6)谈不上是“跃进”,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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