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托派"这个名词，是八十年代前期刚进大学，在《鲁迅全集》和《毛选》的注释中得到的些微印象。真正对托派有了兴趣，是在课堂上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从有关资料上知道我的同乡人（河南潢川）王实味四十年代在延安因《野百合花》等文章遭到批判，而最后也是以"托派分子"定下了罪名。也许是一种莫名的乡情在作怪，此后近十年直到今天我对王实味、中国托派都有一种急切的了解欲，不是为了研究什么，也不是想去证明什么，仅是想聆听历史尘烟深处那些微渺的声音，因为随着视界的扩大，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凡是钦定的历史的背后都有另一页让人心惊的篇章。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九一年一个暖暖的冬日，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文科开架书库的一个角落里，我找到一本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的"供内部参考"的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这是我很久以来遍寻不着的"中国'托派'老人"（借用这本书"出版说明"中的话）王凡西（"双山"是王凡西的笔名）的个人回忆录，我借回宿舍，一口气读完并作了一些摘录。当时因为囊中羞涩没有复印使我此后后悔不迭，因为在第二次去借阅时，这本书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而且在登录卡上也不再存在。在中国，书生的悲哀莫过于读书也要分个三六九等，且不说查阅那些被列入档案的资料要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就是已经公开的图书也时不时会从书库中消失。历史往往就随着这些档案、史料的公布或消隐而不断地在人们面前变异着。

   　　令人欣慰的是，几年后郑州一位不相识的热心读者给我寄赠了一本《双山回忆录》。他在附信中说，这是他从一家旧书店中觅得的，或许对我的研究有所帮助。这是一本用粗糙的新闻纸印刷、谈不上什么装帧的书，一如我当年在图书馆看到的，发黄的纸页似乎凝结了太多的往事尘烟——我把它看作是读者无上的馈赠，当作我案头上的特别珍藏。

   　　大凡对中国托派有所闻问的人，都应知道，中国托派的史料除了王凡西的回忆录外，还有一本重要的回忆文献，那就是另一位"中国托派老人"（本文作者语）郑超麟的回忆录。这本名为《郑超麟回忆录》的著作，我当年是通过一位师长的介绍从郑超麟的孙女郑晓方女士处借来阅读的，那时就得知这本书可能会在国内正式出版，真到九六年的冬季，我才在一家书店中发现东方出版社当年的新版本，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一本，出了书店又回头购下好几册分送几位师友。这本书的版权页上也赫然注明"内部发行"四个大字。

   　　论托派的资历，王凡西比郑超麟要深一些，前者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亲得苏联托派的润泽，而后者则更多的是在二十年代后期中共分化时的自觉选择。不过，两人在一九三一年托派中央统一大会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一同进入托派中央五人常委（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说是六人，笔者采用目下流行的说法，认为五人说更符合实际），王凡西作党报主编，郑超麟为宣传部长，只是这新搭的班子开始工作未及一月，五人常委中除总书记陈独秀外悉数被国民党一网打尽，中国托派从此开始了命运多舛的历史。

   　　郑超麟的回忆录成于一九四五年抗战烽火岁月中，王凡西的则写于一九五七年漂泊海外的孤旅。他们都是从一九一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起笔，那时郑已是十九岁的热血青年，而王凡西只是十岁出头的小学生。郑超麟的回忆到一九三一年托派中央成立嘎然而止，他记叙的是整个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光荣的时代"。当时一帮朋友包括王凡西都劝他继续写下去，可他提不起兴趣，反而要王凡西来写一些，他提醒说，一九二七年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如何与托派发生关系甚为重要，而在当时对这段历史知道得较全面的也只有王凡西一人了。王凡西后来说，这提醒一直在他心中回响，竟也成了十多年后他写作的动力之一。

   　　严格地说来，这两本回忆录算不得是"自传"，他们主要是通过个人的视角来展示这个大时代，确切一点说是这个大时代的政治风雨图。但两部回忆却有明显的区别，或许王著写作时离那个时代已有一段距离，而且是在托派世界性的大失败之后下笔，他能以一定的距离也能抛开情感的干扰客观地去审视，因而王著中充溢着批判与反思的笔墨；郑著则有着对托派理想的坚执，书中无不流露出他与中共争夺"正统"的动因，若说写于四十年代的篇章正处在中国托派艰难奋斗的时期，这种坚执让人容易理解的话，他作于一九八○年的《陈独秀与托派》（此篇偏重于理论，附于东方出版社的《郑超麟回忆录》之后）除了多了一些分析与辨别外，仍然有明显的沿袭四十年代思想的影子则令人费解。我曾想，或许是从一九五二到一九七九这漫长的监狱生活使他不能像王凡西那样在发展着的历史与既往生活对照的背景中去更多地思考、更深地探索，这二十几年近乎形成的思想真空湮没了时间的距离。

   　　虽然我尽量阅读能找到的托派资料，实话说，一部中国托派史在我的脑际中还是乱麻一团。这一是由于中国托派派系众多（一种主义之下有四个派别，我用"众多"来形容也不为过）、分分合合、宗派情绪相当严重；二是中国托派有着浓厚的学院气，太注重理论的争执，而轻忽了实践的应对，而且各家的主张往往又变动不居。因而，要去理清中国托派本身及其与中共的关系确非易事。

   　　在郑超麟的回忆录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大革命失败后，有一天，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约请托派高语罕去谈话。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托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性质，但提出的是"国民会议"的口号；中共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但又打出了建立苏维埃的招牌，认为两方面互相矛盾。邓演达的意思是说中国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应组织苏维埃；若果是资产阶级性质，就应当要求召开国民会议。郑超麟在回忆中说，其实只要明白战略与策略的区别，就不难明了这一矛盾。言外之意是中国托派所谓"国民会议"的口号仅是一时的策略而已。撇开共产国际和托洛茨基对中共和中国托派的影响不谈，撇开中国托派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这些方面比中共持更正确的见解不谈，中国托派能认识到自己的权宜之计，其时却没有认识到中共建立苏维埃更为实际和深远的策略性选择以及那时还没有更多的显山露水的毛泽东的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