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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

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     1948年6月,斯大林与铁托闹翻,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指控铁托为民族主义者,孟什维克和反苏分子,宣佈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东欧各国纷纷跟上,齐声谴责南斯拉夫和铁托,不久也纷纷挖出本国领导集团中的「铁托分子」,大多都被推上了断头台,个别「铁托分子」如波共的哥穆尔卡则被打入黑牢。远在东方的中共,虽没有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中共党内大挖「铁托分子」,但也对斯大林作出了回应。

     1948年11月7日,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人民日报》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谴责,刘少奇重申,中共忠於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拥护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和伟大的苏联。

     刘少奇的这番话並非只是一种作给斯大林看的政治性的表态,而是实实在在见诸於具体行动的。1948年,新华社派往考察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记者,本来正准备从布拉格前往贝尔格莱德採访,在情报局决定颁佈后,马上取消了访问计划。而早在1947年11月1日,在驻旅大的苏联军政当局的强烈要求下,中共在东北的领导机关将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刘顺元、旅大总工会主席唐韵超等几位领导干部调离出旅大,公开的罪名虽然没有正式宣佈,但彼等犯了「反苏」错误,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这些行动初看起来很有些费解,中共並非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员,也与南共素无来往,谈不上对铁托有什么深仇大恨;毛泽东甚至还从不同渠道对铁托领导的南共革命略知一二,「铁托是靠自己的武装打下南斯拉夫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铁托与南共的基本判断,毛虽然对斯大林与铁托冲突的内情不甚清楚,但他对铁托领导的南共抱有同情,却是事实。既如此,刘少奇又为何急於在苏南冲突中匆忙表态?中共又为何不声不响地将被苏联人指称为「反苏分子」的自己的干部调离出原有的工作岗位?

     刘少奇的文章当然代表毛,此时毛向斯大林作出这番举动就是要向莫斯科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共忠实於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共坚决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而在那个时代,忠实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忠实於苏联和斯大林的代名词。

     毛的这番举动是符合现实政治逻辑的,却与其思想逻辑並不一致,因为就在这前几年,毛在延安领导开展了一场以肃清斯大林在中共代理人为目标的思想和组织重建的工程。在那几年,毛並不那么在乎斯大林,也不看其眼色,硬是在全党刷清了积存多年的苏联崇拜情结,並把党内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赶下了台。但是,1948年的情况已大不同於1942-1945年,现在中共正急需争取苏联的支持,尤其在东北。

     与王明等人相比,毛是可以将感情与理智完全分开的人,这一点並不像他在1959年庐山和彭德怀等人谈话时所称的那样,他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正因毛有这种政治风格,以至外界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毛有些迷惑不解,甚至还误以为毛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

     就在莫斯科宣佈开除南斯拉夫的时候,中国的第三大党──民主同盟的领袖张澜老先生竟然也对此作出了反应。张澜在接受西方记者访谈时表示,希望毛泽东也做铁托。张澜还请即将前往解放区的马寅初代转毛几句话:共产主义外,还要加一点民族主义,「共」字上必须有一个「中」,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共。

     美国人呢?他们当然对毛的複杂性知道一些,但在1948年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人还是情不自禁将毛划到了苏联阵营一边,深谙中国文化的美国司徒雷登大使竟也告诫民盟的罗隆基和叶笃义说,中共是国际主义,你们应保留中国的爱国主义。

     从以后的事实看,毛泽东对张澜老先生的拳拳爱国心还是领情的,毛並没有因张澜说的这番话就将其打成「反苏分子」,相反,一直对张澜礼遇有加。对於司徒雷登,毛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毛不仅写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还旗帜鲜明地宣佈新中国就是要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国策。司徒雷登虽然在华几十年,还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却不能真正明白毛──毛毕竟不是王明,不是那么容易一眼就能看得清楚的。

     一直被苏联人称为是「国际主义者」的王明等人在对苏联的态度上,始终是感情与理智相统一者,说的,做的倒是完全一致。

     在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确实是全面、真诚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苏区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在党的教育系统,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红军系统有少共国际师和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在文化系统,有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在青年系统,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从共青团到「皮安尼尔」,再到共产儿童团。中央苏区还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斯大林、莫洛托夫、片山潜、台尔曼、高尔基。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真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真像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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