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聿 , 《中国[左]祸》

"特务"张克勤骑马藏红花

    1942年10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延安成了不夜城。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其他一些人通宵达旦地指挥着各机关、学校、工厂、团体的审干运动，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被"抢救"。

    各单位的汇报，雪片般飞向领导机关。一些人忙于计算本单位的成绩，搞出了多少特务，多少叛徒，多少反革命，似乎越多越好，却很少有人顾及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批集中起来，被送到反省机关审查。西北公学是重点之一。各单位一批批来报到了，被选出的受审查者，或带着行李，或空着两手，一个个目光忧郁，神色沮丧，有的实际上是逮捕来的。名义上是学习，可谁都明白，灾难临头。

    随着人员到来，材料也一批批汇齐。一下子，西北公学集中了三百多人，猛增加三个班。细览材料，有的复杂，有的则仅是一些小事。其中，有一份从鲁艺转来的材料写道：

    "我们一起来延安的三个人，张克勤是受派遣来稿特务的

    张克勤于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张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樊执一和妻子朱方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回忆分析，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另外，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这时，延安鲁艺又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

    康生见到这些材料，如获至宝，马上派人看管张克勤。当时，张克勤年仅19岁。在汪东兴办公的窑洞里，审干人员开始了对张克勤的审问。

    一位当年参加过审问张克勤的人回忆说："你是怎样来延安的?"这是我们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张把自己来延安的经过详细地作了一番介绍。"你来延安干什么？"我们又向他提出了问题。张克勤笑了笑说："我是由甘肃党组织的介绍来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的，这方面我都有介绍信。"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吗?已经有人揭发你来延安是搞特务的！"这个问题一提出，张克勤大吃一惊，但很快冷静下来，苦笑着说："我来的手续很清楚，决没有这个问题"

    谈话僵任了，我们又问他家庭情况，他说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个名中医，常给别人看病，家里主要靠父亲给人看病收入……"都给什么人看病?"我们问。"什么人都看，有时也给一些国民党官员看病。"他说。我们几个同志交换了一下眼光，觉得这倒是开始入门了，于是就迫问他父亲和这些官员什么关系，但张一口咬定，就是看看病。

    一根蜡烛点完了，却毫无结果，我们让张下去之后，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搞，汪东兴同志认为，根据他在根据地搞保卫工作的经验，应该连续搞下去，我们觉得这办法不错。

    第二天接着审查，迫问他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父亲与国民党官员的关系。他一口咬定没有别的关系。问题越提越多，开始张克勤还较镇静，可是越谈他就越应付不了了。我们几个人轮流地休息，吴德、汪东兴他们一班，我和王涛江、毛诚一班。到第三天天快亮时，蜡烛也用完了，但张还未交代，我建议休息一下，给李克农同志打了个电话。李说："这时候已是关键时刻，你们怎么能休息呢?我也还没休息嘛,没有蜡烛，我让总务处给你们送一箱去。"一会，蜡烛果然送来了，我们只好继续稿下去。

    到了凌晨五点，张渐渐支持不住，表示愿意"坦白"。"好吧：你只要好好交代，可以重新做人嘛。我们对他说。于是张交代了以下情况：其父在给一个国民党大官看病的时候，经那大官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并且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父亲的关系，自己也就加入了特务组织。僵局终于汀破了，我们都很高兴。

    我们又问他来延安干什么。他说自己来延安就是受特务组织的派遣，专门来搜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情报的，说得有鼻子有眼。"你的党组织关系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又问他，他说："甘肃地下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当时张还哭了一场。

    口头交代完了，我们又让他写成书面材料，他一口气就写了出来。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赶忙向李克农同志汇报，他很高兴。

    根据康生和李克农同志的指示，第二天就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都派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作典型报告。会上，张克勤痛哭流涕地讲着自己如何参加了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受派遣到延安搞特务活动，更谈了自己如何受骗上当，表示感激组织对自己的挽救，而且决心重新做人。他讲得非常生动感人，使听会的人都很感动。

    晚上，又让张克勤交代还有什么人和自己有联系，他一下子交代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个司机潘法生和鲁艺的那个同来的同志。

    张克勤交代以后，不仅在本单位作典型发言，还让他到别的单位讲，到根据地讲。讲的内容除了交代的外，还有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下子人们的头脑就热起来了，各单位都在干方百计地找自己的典型。

    张克勤这个典型是假案。我们由于头脑发热，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作为运动的领导，康生等人更把它当作一个大问题的突破点，顺藤模瓜，问题越搞越多，涉及面也越来越宽，特别是所谓假共产党汀着红旗反红旗的问题，影响到许多省市的地下党组织，甘肃、四川、河南等省的党组织都被打成"红旗"党，如河南省委书记张维帧专从河南调到延安进行审查，一直到七大结束以后好长时间才搞清楚。

    1943年4月lo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首先让"坦白典型"张克勤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作"坦白运动"报告，进行"现身说法"。张克勤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接着各系统、各单位都掀起"坦白"高潮。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坦白"的花样越来越多。在当时形成一种"坦白"光荣，不"坦白"就有问题的气氛。行政学院9班有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于是他们便立即举行庆祝大会，大家捐钱买了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组设有"坦白"的人去参加。大家漫谈反省的思想过程，启发没有"坦白"的同志到本组去"坦白"。边区政府总务处有一批勤杂人员，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较低，苦于没有问题"坦白"。老处长因此弄得吃不下，睡不好。总务处里的同志平时和老处长关系融洽，他们便私下商量：一是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二是"坦白"了能戴红花，吃饼干，于是大家一齐"坦白"成"特务"。这样"坦白"的人没有感到压力，老处长也因而笑逐颜开。5月22日，边区政府大礼堂也召开"坦白"大会，从表面上看是个人向党反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偏差。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在"坦白"的热潮中，埋下了冤假错案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