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中国共产党在其武装斗争早期，在各个根据地都发动过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其中江西瑞金苏区、闽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运动都使成千上万共产党人遭到杀害。邓子恢和邓发等人在闽西苏区肃清“社会民主党”时杀人如麻，使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一个还能勉强维持工作；张国焘、陈昌浩和渖泽民（作家茅盾之兄）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进行的肃反，动辙便把一支部队中连、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杀光，有些地方的村苏维埃主席换一任杀一任，一年内换了四、五任。夏曦在洪湖苏区的肃反更是登峰造极，几年内使红二军团的兵员从三万锐减到三千，没有人想提干当班长，更不敢入党。到最后，红三军（红二军团）党组织解散，只剩下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四个党员。刘铁超、曾炳春、肖大鹏、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柳直荀和许多其它早期红军将领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就永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消失了。他们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说，蒋介石杀害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远没有共产党自己杀的多。

   国内的党史专家们一向把这些肃反归咎于王明路线，但是很难想象，躲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共中央一声令下，便可使那些拥兵自重的游击队领袖在千里之外人头落地。主持历次肃反的，实际上是各根据地的领导人。除了因对形势错误估计而引起的猜疑之外，派系间的权力之争是进行这些屠杀的更重要因素。

   毛泽东在瑞金苏区发动的清查AB团运动，更是开始于王明路线形成之前，终于导致了富田事变。王明上台之后，在这个事件的解决上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他对党内异己进行了更为惨烈的屠杀。这是中共党内的第一次大规模肃反，对以后的肃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于七十年代末，在大学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一篇关于富田事变的文章，发表在《党史研究》上，作者的名字已经忘记了。直至现在，国内的许多文章、书籍在谈到这个事变时，仍然是“为贤者讳”。而当时发表这篇文章更要有勇气。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我对富田事变的兴趣。京人不是文史专业，读读历史只不过是嗜好，做不出自己的学问。这篇文字主要取材于以下有大量篇幅涉及富田事变的书和文章：《陈毅传》，中国当代人物传记编写组，中国当代人物传记出版社；《项英传》，王辅一，中共党史出版社；《黄克诚自述》；《魂飘重宵九－－苏区肃反大纪实》，刘秉荣，花山文艺出版社；《论肃“AB团”误区的形成》，武国有，《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二. 何谓AB团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这样一个组织，在成立后仅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催垮。AB团的创建人段锡朋在1931年曾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 ”。

   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

三. 江西瑞金苏区

   江西瑞金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闽西苏区），在江西省南部，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4军、彭德怀和黄公略领导的红5军以及赖经邦和李文林等人领导的江西红军各独立团建立。到1930年，中央苏区的体制已经完备，建立了红军一方面军，由红一军团（在红4军和江西红军各独立团组成的红6军基础上组建，亦辖闽西的红12军）和红三军团（在红5军基础上组建）组成。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毛泽东当时还担任总前委书记，兼管中央苏区的军事、党务。在江西地方党务方面，总前委下设有赣西南特委（所涉区域包括赣西、赣南和湘赣边，并非仅指江西的西南部）。毛泽东并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江西苏区的具体地方政务，则由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负责，其主席是曾山。由此可见，1930年时，毛泽东已经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四. 肃清AB团运动的起因

   如前文所述，AB团自从在1927年4月被摧毁之后，就从来没有死灰复燃。但是，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后的许多文件中仍然提到AB团的存在，这是对形势估计的错误。作为一个四面受敌的政党和武装集团，时时怀疑内部潜伏着敌对势力也情有可原。但是，在1930年夏季以前，这种怀疑并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整肃。

   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有时不太买账。就连毛泽东的嫡系红4军里也是如此。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便提到了这种倾向。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其时赣西南特委尚未建立）与总前委之间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于两点：

   1.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以免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并影响生产。而毛泽东等人则认为，平分土地能广泛争取群众，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只是对富农有利。

   2.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还不成熟。群众怕像井岗山根据地那样，“今天苏维埃，明天又坍台”。但前委却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草率点、粗俗点不要紧。这种分歧，仅仅是斗争策略上的认识分歧。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却把赣西南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说什么“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1930年2月，毛泽东主持成立了赣西南特委。1930年3月，召开了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认为，赣西南地方党组的所作所为“都是地主富农思想在党内抑压群众斗争的结果，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并指责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后来，这种指责又继续上纲，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