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这是中苏关系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关于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这几次会谈的情况，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正式文件可供参考，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只能依据当事人的回忆和史书中支言片语的记载。不久前，在俄国解密的档案文献中发现了1949年12月16日和1950年1月22日由苏方记录的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的记录稿，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个文件立即被译成英文公开发表在美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roy Project Bulletin)1996年第6—7期上。为了促进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根据俄国原档复印件，将这两个文献译成中文在此刊出，同时根据已有的回忆录和史料，对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背景做一介绍。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要同苏联重新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这一点，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便向斯大林提出，“对处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可以有三种解决办法：“一是继承旧约；二是重签新约；三是暂时维持条约的原状，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1]虽然中国的方案留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但斯大林明白，中共领导人是希望废除旧约的。因为早在刘少奇来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经从苏共在中国东北的专家组长科瓦廖夫那里了解到，在谈到中苏条约中有关中长铁路的问题时，尽管高岗和陈云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但“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2]因此，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避开了中长铁路问题。关于旅顺基地问题，斯大林也提出了两个方案要对方选择：一是苏联暂不撤军，因为苏联在旅顺驻兵是为了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一是苏联立即撤军，如果中共需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关于大连问题，斯大林说，因大连是自由港，在与有关政府未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中苏可以共同利用它。至于中苏条约，斯大林表示，他此前在与毛泽东交换的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但是，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说，中共方面所提的三个处理方案都不需要，这个问题要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加以解决。[3]

   毛泽东曾把他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明确地告诉给科瓦廖夫。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已经告诉他，去莫斯科的目的是缔结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这件事情放在议事日程的前面。[4]随后，11月8日，毛泽东还专为此事向莫斯科发了电报。电报表达了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愿望，并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还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5]中共中央1949年11月9日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证明了上述说法，电报称：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的时间。“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斯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期大林酌定”。[6]这些情况说明，毛泽东将要与斯大林进行的对话的主要内容，双方事前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斯大林并不愿意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6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既然斯大林已经说出了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条约任何条款的意向，毛泽东也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谈后(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到，他还对斯大林说：“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答道：“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7]毛泽东跟着便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讲明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就是签订条约，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这一分歧是明显的，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已。

   毛泽东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毛泽东知道斯大林不愿意因援助中国解放台湾而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的态度，所以才提到“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这种既可避免苏联公开出面，又能在实际上得到苏联援助的办法。对此，斯大林提出“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斯大林接着又说，苏联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这实际上等于在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中共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封住了毛泽东的嘴。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在参加过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后，于12月22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讲到，已把12月16日会谈内容报告给中共中央，并在等待中央委员们对会谈中所涉及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预定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条约、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问题。按照这个方案，要召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预定对第一种方案中的种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因此，周恩来现在不必来莫斯科，可于其他时间来莫斯科履行签字手续。毛泽东在交谈时不止一次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8]

   然而，在12月24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根本就没提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感到失望。[9]毛泽东本人后来也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起这一情况。毛泽东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共不信任的表现。“我们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把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这一请求的电报给他看了。我建议把周恩来召到莫斯科来签订条约，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说‘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10] 1950年1月1日毛泽东在同罗申谈话时借口健康原因，提出不去苏联各地参观而要提前回国。[11]而在第二天出席塔斯社的记者招待会时，毛泽东却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12]这一方面是表示不满，一方面也是在给斯大林施加压力。

   斯大林不愿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从根本上讲，是担心因此而失去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毛泽东坚持要废除原有的中苏条约，也是考虑到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以及新中国领导人在国内的威信。正如他本人所说，“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13]这种僵持局面直到1950年1月2日才开始打破。1950年1月2日晚8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询问他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意见：(1)签订新的中苏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14]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对中国的立场做了解释，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要考虑苏联的利益。在1月6日与维辛斯基谈话时(出席的有科瓦廖夫、费德林、王稼祥和师哲)，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他“越来越相信必须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条约的必要性来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中苏之间所形成的完全新型的关系”；一方面又解释说，“大家都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现在的中苏条约表示不满。因此，中苏之间签订新友好同盟条约将会对两国有利。”维辛斯基也为斯大林最初的立场做了解释，他说：“新条约问题很复杂，因为签订新条约或修改现有条约，可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利用，成为他们要求重新审理修改条约某些部分的借口，而修改这些部分可能会给苏联和中国利益带来损害。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立即回答：“这种情况，无疑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受到重视。”[15]在1月9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又表示中国将遵守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所签署的协议。谈到具体的签约谈判时，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民主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