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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强入侵，民族安危迫在眉睫，“迫于情势”爱国学生“公车上书”，之后几年“维新运动，蔚为风潮”，这是造就了“民众情势”。 光绪既要做强国的皇帝，又要树立帝威，排解慈禧派的阻力，又有“民众情势”的压力，于是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告变法维新，这也是“迫于情势”。 慈禧太后和荣禄等很快就发动政变，因为自己的权力了受到威胁（生命总是为自己着想），这是也是“迫于情势”。“接着是慈禧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後迫於情势也不得不接过君主立宪的变法方案，作相应的政治改革。”（王策原文），因为有“民众情势”存在，慈禧要保住权力，只能如此，“迫于情势”。 但清皇朝因“革命情势”过于猛烈而作古，“迫于情势”。 民国是具备了民主幼苗的国体，摩罗语“国民党的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的民主是有与无的问题”，民国时学生、民众有游行示威、言论、办报的自由，这苗子长成了今天的台湾民主，但当惯了皇帝的奴隶的民众显然还没有享“民主自由”的福气，分不清好坏，当一股西邪东毒结合在一起的共产邪教戴着“人民”的面具，来到神州大地时，竟然把鬼当作神。而这鬼内是封建独裁的实质，外是一层西方“进步思想”的镀金，当惯了帝奴的民众反而觉得这鬼更亲切，反观国民党政权这边，八分军阀，二分民主。又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小鬼有机会变成了大鬼，一个民众喜欢的大鬼与幼小的民主，谁强谁弱，已一目了然。 所以，共鬼发展壮大与49年夺得政权，使中国进入鬼权统治的黑暗时期，此是“情势”之必然。 可以说，历史就是“迫于情势”，而不是某些人臆想的“如果”。 王策先生解读这段历史，却用了几个“如果”！ 王策先生竟然把近百年的政治动乱归于“辛亥革命”，（见文中原句“所以有人抱怨辛亥革命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从某些角度来说未尝没有道理。”），其实，动荡是因为共产邪教入场搅局。 王策先生好象特别偏好“君主立宪”，居然说“反而是康梁的君主立宪之道，可能比较稳健”。 “迫于情势”与力的分析方法 ＜生命逻辑＞认为，生命体的发展由其生命力来决定，正的力量会使生命体成长，负的力量会使生命体走向病弱、死亡。 矛盾的分析方法有时是混肴不清的，虚假的，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显然就是一对似是而非的虚假的关系，因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如果存在这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风牛马不相及的概念，是不可能发生相互作用的（另外我已对这一矛盾讨论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了批判，请看＜生命逻辑＞中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而力的分析方法则只研究具可比性的事物间的相互作用，比如“权力核心与民众的关系”决定国家的生命。 “迫于情势”是说，历史的选择是源于某种力量、某种情势。研究“情势”，揭示出历史是“迫于情势”，这是一种力的分析方法。这个分析方法告诉我们，对于国家而言，政权取向如何，在于“民众情势”如何。 民主中国的实现也必然是“迫于情势” 从上面这段1895年至民国的这段历史中，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是因为“蔚为风潮”的维新情势，慈禧在镇压了戊戌变法之後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也是迫于民众情势。那未来中国要实现民主，也必定是迫于民众情势。 ＜生命逻辑＞认为，新的国家形式的诞生是因为旧的国家形式中权力核心与民众关系破裂的必然结果。78年的改革，体现的是人的个体生命生存意识的集体挣扎，此时权力核心与民众的生命力取向一致，所以，国家兴旺。但渐渐地，随着对过去反思的深入，随着对生命尊严的认识加深，民众的生命力也在不断的恢复和完善，表现为：生存挣扎－－生存尊严－－人权－－平等、公平、自由的过程；而权力核心，由于个人生命欲望的恢复，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个人生命欲望中的权欲、物欲、性欲恶性彭涨，严重侵害了民众的生命空间，有人说得对：一部人的特权必然造成对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的侵害。于是，权力核心与民众的关系从和谐发展到对抗，而此种对抗关系发展下去，必然造成旧的国家关系的破裂，产生新的国家关系。 现在的中国，正是一种旧的国家关系走向末路的时刻。当权者，一方面，为了私欲的满足正全力疯狂搜括，他们自己也感觉到末日的来临，权、钱、性，全不放过，并准备了转移海外的退路，此时，别人是不是也在搜括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重点，别人（上访的民众、新闻媒体、民运异议人士、宗教组织等）有没有妨碍他们搜括才必然让其气急败坏；另一方面，他们极力压制民众情势，更加严厉地控制新闻言论，生怕他们的末日来得太快。然而这些又严重加剧了民众与权力核心之间的以抗。 这种来自民众的必然的反抗力就是产生国家政权更替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历代皇朝末期引发了农民起义并催生了新政权。但过去更多的只是一种生存挣扎，在维新运动中才增加了“开民智，兴民权，设议院，君民共治”－－等民主的成分，但这幼弱的民主生命遭到了推残而夭折。 本来，这些矛盾、力量对抗足以让那些生命的推残者自取灭亡，但是，如果民众的民主意识过于薄弱，一方面，未来新国家就会因为民主成分太少而又陷于新的独裁，从而使中国大地陷于死去活来的循环中；另一方面，旧的国家关系的末日期会拉长，使中国变得千疮百孔，旧的国家关系死亡后又会一片混乱，可能陷入军阀割据、甚至四分五裂的局面。如果如此，中国又何堪重负！ 维新运动造就了民众情势从而催生了光绪的“明定国是”诏、慈禧的《钦定宪法大纲》、并引发了辛亥革命，从而结束了清皇朝的统治，但当时民主（主要是民众中的民主意还过于薄弱）的力量太小，还不足以使民主政权得以稳固发展。而今天，要实现民主，建立民主政权并使之稳固发展，就必须造就更强大的富含民主成分的民众情势。 所以，当代的民主志士有一种使命，就是：在中国还没有彻底残破不堪的此时，教育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通过和平示威的方式，必要时需要以保卫生命尊严的暴力对抗破坏生命尊严的暴力，将独裁政权推翻，改独裁政治为民主政治，更改国家的生命性质，从而使中华民族停止走向衰落而走上逐步富强的道路。 可以说，民主中国的实现也必然是“迫于情势”。没有一种强大的民众“情势”，中国就难以实现民主。可以说，解放民众，让民众充分享有人权、自由，既是民运的目的，也是唯一方法。 王策的《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中的种种疑问 王策的《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改良案》（下称“改良案”），并不能造就民众情势，也不能将已有的自发的民众反抗情势推动发展壮大。维新运动的核心是“开民，兴民权，设议院，君民共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都重在“民”字，都重在“民生”、“民权”，而“改良案”没有多少“民权”这层含义，只是一厢情愿的天真的梦呓般的为“共产大爷”设计一种政权组织形式。试问：没有强大的民众情势，凭什么去催生共产政权内部的改良派？改良派又凭什么以压倒正当权的保守派进行改良？保守派又凭什么不得不进行改良？要知道，生命总是为自己着想，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当权者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情那是不符合逻辑的，提这样的建议者不是很天真吗？！ 与维新运动时期不同的是，现在民主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独裁政权正在极力反对的就是你跟他提“民主”二字，所以王策只到“共产大爷”那里去说句话，不抓起来才怪呢（不过话说回来，王策先生的勇气还是可嘉的）。维新运动，强调“民智、民权”，所以“全国出现了许多学会和民刊”，启动了一次新思潮。而所谓“改良”案，强调的是“中共执政三十年不变”，这可能带来什么民众什么思潮吗？！ 王策先生号称“领袖”，以如此方案去领导民运，不是对民众力量的削弱吗？！ 在共产极权极力镇压民众反抗的今天，不对反抗中的民众进行民主辅导、组织、发动，而让其自生自灭，又如何能有强大的力量去冲破黑暗势力？！ 或许，将来在不可阻档的民主洪流的逼迫下，共产极权会采取让步，甚至搬出什么改良案来。亦即，妥协应是共产政权提出来的，而“民运领袖”提这样的方案，不是不伦不类吗？！ 而作为民运领袖的方案，竟然不提民权，只是确保共党的执政权，“官照当，权照掌”，好一副向“共产大爷”叩头的形象？！ 如果王策是共党的高官，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提出如此方案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历来变法的失败都是由於触及原在位执政者的既得利益”，呜呼！难道民主能不触及为所欲为者的利益？！难道，王策要领导“民运”维护当今独裁者的利益？！ 此改良案说第一点的好处是“对共产党来说容易接受”，天！“民运”首先要考虑的竟然是极权政权容易接受？！ 又说“搞不好像是苏联东欧一样”，难道如今的苏联东欧相对于共产时期不是一种进步？！ ＜生命逻辑＞认为，生命是不会自己改变自身根本的特性的，因为生命总是为自己着想，共产特权阶级不可能自动自觉放弃权力。事实上，世界上的共产极权并没有缓慢变为民主政权的例子，都是一下子改变的，都是民众力量把它们埋葬的。而台湾从独裁到民主的过程，是民主政治生命从弱小到强大的成长过程。 此改良案说第四点的好处是“这对民主派来说是一个机会”，好象民主是可以靠施舍得来，翻翻历史书，可曾有过这样的先例？！ 再举两个例子说明“迫于情势” 民主国家中的政府官员们服务民众、不敢为所欲为、不敢贪污腐败是“迫于情势”，因为不这样就没人选他当官，当了官也要丢官。 在独裁中国，不能服务民众、贪污腐败是“迫于情势”，因为不这样，上面的主子就不给你官当! （首发于《大参考》2002.0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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