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虽然仍有一些政治恶霸及其打手依然大权在握，继续着他们一贯的戕害正义、屠戮善良的恶行，但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因为正义的力量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主导，一个个邪恶政权正被作为文明的公敌加以铲除，那些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恶霸和暴徒在全世界受到通缉，他们藏身的地方越来越少，正接二连三地遭到严惩。
   
   恶行越凶，报复越狠。受到报复的将不仅仅是邪恶分子本人，与他们利益相关、恶行牵连的亲友和子孙亦似过街老鼠般日子难过。以往的特权消失了，财产没收了，新政权的清算步步紧逼。而民间的报复行动环伺周遭，更加激烈，煎熬他们的灵魂，鞭笞他们的肉体，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定要使其承担应得的报应。民间行为因人们对恶政的共愤而得到广泛支持和默认，在政权和法律的约束之外暗中进行；可以肯定，恶贯满盈者有灭族可能。
   
   恶人知道自己将有恶报，必想拼死顽抗；即便顽抗不成，也想在革命爆发后、政权被推翻前，以和平交权为筹码，换得自己和亲友子孙的太平。但他们想得太美了，邪恶政权的仇敌和对手已不再是少量的群众，也不是一个少数人统治的组织，更不是二十世纪初的乌合之众，而是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民众和具有成熟组织原则的民主化的社会集团。民众已经觉醒，他们决不允许第二个袁世凯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罪恶滔天的歹徒。

   
   有恶人企图打善良的招牌作为恶行的借口，以小恩小惠掩盖丑恶行径，换得民众对恶行的理解和原谅。他们习惯于侏儒般仰视奴隶制文明，满足于奴隶和原始人的生活比较，单单对奴隶的脚镣无动于衷。他们把民众视作牲口，以为只要给予窝棚和吃喝就能招安抚顺、天下太平。他们恰恰忘了人是智慧的动物、是精神的动物、是政治的动物，反对不公、反抗压迫、挑战强权是人的本性。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即便物质上给予很多，但只要精神上遭受欺凌，他们的内心必然积压着强烈的反抗情绪，定要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邪恶制度；何况大多数人在物质上都遭到了剥削。
   
   恶人们有时幻想着一代或几代后，民众对他们的仇恨将逐步化解，他们的子孙也不再受到牵连。然而，只要恶劣的制度存在，恶人的权贵特权阶级和民众的矛盾就会存在和日益激化，恶人的子孙想保持地位和特权难免成为新的恶人。一个国家的特权阶级一旦对民众欠下了累累血债，他们的政权向民众交权的和平演变几乎不再可能，因为交权意味着恶人的自尽。在这点上，恶人们心里是很清楚的。许多年来，民众政治权利的诉求反复遭到镇压，而且每次镇压后，百姓受到的压迫变本加厉，这是邪恶分子准备顽抗到底的真实表现。由此，革命被迫发生。革命，就是要革除邪恶的政权及其恶霸和暴徒的性命。
   
   邪恶分子以为自己武装到了牙齿，镇压赤手空拳的民众应当轻而易举。但他们想错了，众所周知，那个装备了原子弹的混蛋已经彻底完蛋了。对此，邪恶分子说，只要坚持高层不动摇，就能防止那个混蛋的同类事件的发生；那么，武昌起义不是几个士兵揭竿而起，引发连锁反应，瓦解了泱泱大清王朝吗？当然邪恶分子还会说，要想办法防止类似起义的发生。可惜他又想错了，革命的机会、方法多种多样，恶人们是防不胜防的。这些维护腐朽制度的邪恶分子都是古代的僵尸、历史的沉渣，因而也必然是战略上的蠢驴；他们为了与强大的正义力量进行对抗，需要不断强化斗争机器，却只能增加自己的负担，激化内部矛盾；为了阻止民众政治权利的诉求，又要不断镇压人民，把更多的人推到自己的反面，这就增强了民众的反抗力量；到头来难逃覆灭的命运。
   
   当然，恶贯满盈者毕竟少数，大部分在邪恶政权中混生活的人良知能够唤醒，不会追随恶霸和暴徒走向死路。作恶多端的人也并非绝对无望，只要悬崖勒马、停止作恶，必可减少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