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放所提出的问题中，真正触了毛的痛脚并最终引发空前规模镇压的，还是政权问题。 　　

   中共于一九五四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 的」。既然中共说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当然就要它来领导。但它和中国究竟是甚么关系呢？机械科学研究学副院长雷天觉用提问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见：「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

    　　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也用提问的方式参加了鸣放。他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道：「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 还是奴隶？」（注１：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报》。）

    　　广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是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 （注２：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报》。）

    　　湖北省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湖北支部主任委员马哲民则 批评道：「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目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他们俨然为『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代表上帝』 了。」（注３：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有人署名「天水心」贴出一张大字报说：

    　　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 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 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 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 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 责人都有权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大字报还提出：「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 人民，让人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份保障。」 （注４：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中国往何处去》第三十七至 　　　　三十八页。）

    　　竟见虽然尖锐，却只是泛泛而谈。相比之下，《光明日报》总 编辑储安平却将矛头直指中共主要首领毛、周二人，而且口气颇有 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一九五六月一日召开的座谈会 上作了一次发言，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我 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但是，在全国范围 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 ……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 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对小 和尚提了不少竟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竟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 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 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 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 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 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 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 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 此交椅？」（注５：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储氏提出此问题，实在是因为他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毛只说 过在「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 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并没说社会主义不搞一党专政，而 且他的意思正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 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一九五三年，刘少奇企图「巩固新民主 主义秩序」，推迟进入社会主义，被毛批了一通。到了一九五六年 消灭了全部私营企业，农民也已将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全部交出， 变成了只凭「劳动工分」吃饭的合作社社员。中共正式宣布全国进 入社会主义，将那些党外人士的椅子搬到「人民代表大会」去也就 是顺理成章的了。

    　　细察储氏的历史，他并不傻。他在此发问，也许只是明知故问， 为了向毛、周二人挑战。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时期，他就曾在其主 持的《观察》杂志上著文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 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 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 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 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 中国的纷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 『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 而决非『民主』。」他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也从来不欢迎共产党上 台。他说：「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 思想份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 是这批自由思想份子。」（注６：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 二卷第二期，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

    　　由于他的杂志一篇接一篇地刊登名为特约军事记者、实为周恩 来手下秘密工作人员的撰稿人的文章，报道国共战事，气得蒋介石 大骂：「报上都登了，还打甚么仗？」（注７：戴晴《储安平与 「党天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民党封了他的《观察》 杂志，将储氏逼上梁山，采取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

    　　中共本来说执政后将成立「联合政府」，但当时并没有说明如 何个「联合」法。现在给「民主党派」人士几个部长当，已经够客气了。中共并未食言，只是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自己胃口太大， 以为中共真的有心同他们平起平坐了。贼船是这班知识份子自己爬上去的，这就是为何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是上了贼船了」的时候， 颇为蔑视这班人的缘故。

    　　对储安平的说法表示赞同的人颇为不少，如《中国青年报》记 者詹寰就说：「共产党就是党天下，没办法，这是根本制度问题， 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竟见！」「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 无政！」（注８：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是国务院交通部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 「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状况也颇有不满：「国务院每次开会，总 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见。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甚么竟见可提？」 「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并未讨论过，就拿出已拟好的改革方 案，向大会宣布，就算通过，强制执行。这算是人民民主专政？人 民没有说话的馀地，只可说是党的专政吧？实际的情况就是共产党 专政，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返国后参加大革命，北伐期间曾具有国 共双重党籍。他是一个社会主者，但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他主张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民主相结合」，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没 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注９：一九五七年六 月二十五《人民日报》。）几年来，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共产党专 政的既成事实，现在似乎看到转机，便提出搞「政治设计院」的主 张：「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 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 的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 （注１０：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有些人则不谈大事，只用具体事例表明其不满。如国家计量局 副局长严希纯（致公党成员）这样批评中共：「不管党员称职不称 职，就把他放在甚么『长』的位置上……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 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 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注１１：一九五 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民盟广州市主任委员梁若尘以广 州市博物馆为例说，全馆仅一个人事干部是党员，他便成了整个博 物馆的实际领导人，但他对文物史料一窍不通，因此大大妨碍了工 作。

    　　电力工业部工程师张金堂也用实例说明中共对非党人士之不信 任：「云南烧坏了发电机，请了十个工程师去作决定，结论是技术 操作上的错误，十个工程师都签了字。但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党员， 因而领导上不相信这个决定，结果还是把运行人员逮捕了。」 （注１２：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更多的人不似储安平以「党天下」概括共产党控制整个社会的 现状，但用词同样激烈，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老工程师戴占奎 鸣道：「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 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旧有的优良传统给毁弃了。」 （注１３：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戴占奎所言，正是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鸣放期间的主题。该所 办公室主任两年前强奸了其家中女佣，所的党支部不依法行事，却 只召开党内会议，给了那人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了事，办 公室主任的官还可照当，而且替他保密，不让党外群众知道。鸣放 中，群众得知此事，便贴出无数大字报，将批评矛头对准了包庇罪 犯的党支部。（注１４：香港自联出版社印行《鸣放回忆》第七十 九页。）

    　　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贴出的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甚么？》由 二十二人署名，内容也是说校人事科长利用职权，威胁利诱并施， 奸污女助教、女学生，而校党委熟视无睹，千方百计包庇，任其 「在我们新中国神圣的高等学府中为非作歹」。（注１５：林学政 《阳谋》，《从大陆看大陆》第一一二页。）

    　　党外人士对中共不满，说：「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 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注１６：同注１。）

    　　很多党员也一样不满。一九三六年参加共产党的山东农学院马 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 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 （注１７：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戟引自陈权《鸣 放选萃》第一八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