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共产党执了政，所有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如今 党欢迎人们说真话，当然也包括那些充当喉舌的人们，于是新闻 界也「『鸣』起来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二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在北京开会， 放出了不少言论。新华通讯社记者邹震说：「新闻自由被官僚主 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中宣部应该开放绿灯。」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认为报纸成了「布告牌、留声机、 翻版书」，新闻工作者没法独立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员 莫如俭说：「党委认为报纸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所以讲党性，过 份强调报纸是教科书，总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命令。……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文汇报》记者杨重野说：「解放后许多记者不写新闻，是因为新华社统一发稿。新华社这么一统，各报记者就 没事做了，文风也变了，新闻的写法都是老一套。」杨还批评新 闻记者协会是「新闻记者首长协会」，因为其负责人全是「首长」 ，没一个编辑、记者。

    　　由于各省的报纸都是党报，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河北日报》 编辑于山提出了在全省办两家报纸唱对台戏竞争的主张。 　　

   铁道部的《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天认为共产党是「官 方」，报纸不应代表「官方」，一代表官方就「不能成为群众与 论机关」了。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批评「有些党委把报纸看成下 达自己的命令和意见的工具，忘记了报纸还是人民获得知识和消 息的东西」；「有一个报纸要办个文艺副刊，党委不同意，说这 没有思想性。」他不赞成中共把报纸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报纸是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觉得没意思，没兴趣，看不进去，那还有甚么阶级性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执中是这样批评中共的「宗派主义」的： 过去「上海《申报》、《新闻报》许多老记者……在解放以后全 被辞掉了。新设立了一个新闻图书馆，成为这些人的养老院」。 他建议大家想一想：「为甚么资产阶级的报纸能够办得生动活泼， 社会主义的报纸却做不到呢？（注１：此数段引文均见一九五七 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自中共执政以来，文艺家们就不得不时时提防自己在阶级观 点上裁跟斗。创作新作品要当心地雷、陷阱，出版旧作则更成问 题。作家于是只有删削自己的作品以免受批判。

    　　「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叶圣陶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好几章。曹禺则改动其剧作，将《雷雨》、《日出》 中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老舍的《骆驼祥子》未尾描写无产阶级份子祥子堕落为行尸走肉的那近万字统统删去。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学会了 如何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被删的内容，几乎全是有「丑化劳动人民」嫌疑的（现在又改回来了）。

    　　作家们那样做，心里自然有气。剧作家吴祖光在整风座谈会 上发言道：「不论党员非党员，领导非领导，都是怨气冲天。」 「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一切都是领导 决定的，其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 来的。」「做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 「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解放后我没有看到甚么出色的 作品。」（注２：《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吴祖光《党 「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吴祖光还激烈抨击八年来禁戏的恶果：「今天无数的艺术团 体的领导，偏偏就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 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拥有几万 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 「许多应当属于国家宝贝的优秀前辈艺术家，在这样悠长的岁月 里，就是因此被剥夺了在舞台上生存的权利，穷愁潦倒，老泪纵 横。」「如果党一定要这样的领导，过去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 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的？又谁领导莎士比亚、托 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的？」（注３：《戏剧报》一九五七年 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页。）

    　广西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主促进会成员）的鸣放与吴祖 光类似：「共产党领导文艺，就使文艺枯萎了，没有生气。」 （注４：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

    　　按首长意图改戏，这里有个例子：传统京剧《三岔口》，剧 中角色刘利华本是反面人物，可是「有个领导同志看了《三岔口》 ，说刘利华应该是好人，第二天的戏台上刘利华变成好汉了」。 （注５：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写戏的不满，演戏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从指挥棒转了数年 之后，中国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中国戏 剧本来就是人情法理、善恶因果的社会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 教育于社会人生的，也是促使改变不善的人心。凡一词一句，经 过了许多文学家审慎鉴定，一排一演，经过了许多艺术家设计指 导。如此而成为剧，流传数百年……这是它的价值，亦是中国戏 剧的历史光荣。「中国戏剧的重点反映『忠奸功罪』四字，当然 离不开帝王将相、富贵贫贱。也有呼帝王万岁，那是表徵实情实 事，何谓封建以及资产阶级？要以这是『封建馀毒』，那么……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皆是封建馀毒。」（注６：当代出版社 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四十七页。）

    　　针对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概说成「封建」的情形，北京一位 教授忿忿不平地说：「好像马克思未出世以前，人类就没有文化 似的。王羲之的字，李白的诗，赵子昂的画，等等一切，都是封 建，只有马列主义是人类的文化，岂不太偏太过！」

    　　吴祖光提到的那些被剥夺了演戏权的老演员中有一位在北京 曾颇有名的筱翠花（本名于连泉），他把《人民日报》的记者请 到家中说：「请你把我的心里话在报上也登一登吧：我要唱戏！ 我知道这几年观众很想念我，我更想念他们……一个演员，不让 他演戏，比死还痛苦。从九岁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 这五年闭门在家，心情实在是痛苦之至。」记者如实记下他的不 满，冠以《筱翠花说：「我要唱戏！」北京市文化局竟置之不理》 的标题，登上了《人民日报》。

    　　吴祖光说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不对，李万春则认为党派去 领导文艺的干部素质不够：「党领导戏剧，党干部根本中国文化 不够，历史不明，偏要来领导、要改剧、要改演。」「党领导干 部，根本不明艺术，一律以马列教条……吓唬他人，似乎拉屎撒 尿都要结合社会主义，才拉撒得正确。」（注７：同注６，第四 十八页。）

    　　话剧作家曹禺说：「依照教条所写的戏剧，写出来叫不响， 价值安在？所谓重在为党宣传的文化，令人不看已讨了厌，有何 收效？『三害』（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文艺界 的大敌，此敌不除，今后文艺界没有搞头，都要被迫『入土』了。 」（注８：同注６，第四十六页。）

    　　外文出版社的编辑冯亦代则利用鸣放为胡风伸冤：「胡风主 张文艺要有自发性，不要钦定式。钦定式的文艺，是对文艺界头 上插上一刀子，文艺要丧命。这个主张是正确的。」

    　　其实，如吴祖光、李万春所抨击的「禁戏」问题，有些共产 党干部早已有所认识。譬如，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 院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对京剧《四郎探母》是 否应当禁演发生争论后，中共副主席刘少奇表示：「《四郎探母》 唱唱也不要紧么，唱了这么多年了，不是唱出一个新中国吗？」 （注９：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红色宣传员报》。）北京市长彭 真在一次招待民主人士晚餐后的闲谈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文 化部的同志真是头脑狭窄。他们今天说这种题材不能用，明天说 那种题材不能用，若是照这样挑眼下去，恐怕根本没有题材可用 了。……其实，我们是听戏，其么题材不都是一样吗？」后来他 还颇为得意地对人说：「进城以后有那么一股风，这戏不能演， 那戏不能演。我就第一个在市委礼堂请人来演《贵妃醉酒》，打 开了这个局面！」当时身为中共「第八号人物」的彭真相信是赞 同吴祖光、李万春的观点的。叫人难以理解的是，他那么爱看京 戏，竟然让吴、李，特别是李万春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 他的鼻子底下当了「右派」。 　　中共执政以来，共产党和毛泽东被尊奉为「红太阳」。每次 集会时，人们必须起立恭唱「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文学家、诗人都围著这个太阳转。诗人李白凤对此深为痛恶， 在鸣放期间写了一封《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他在信中引用了 马克思的一段文字：「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著无穷 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著多少个体，无论它 照耀著甚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接 著又写道：这「在我们今天，不是可以参考参考吗？」 （注１０：刊于《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七月号。）

    　　大多数文艺家的鸣放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而发的。《北京日 报》的漫画家李滨声说：「有些人轻视漫画、轻视作者」，「粗 暴到野蛮的程度」。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画集时，不许在封面上 印他的名字，说「印上作者的名字会培养个人英雄主义」。

    　　南京的戏剧教授朱彤说：「一九五一年我创作了《书香人家》 ，苏南文联却要我检讨。后来我又写了讽刺喜剧《贾医生的烦恼》 ，江苏文联连油印几份讨论一下都不肯……几年来，我的话剧创 作生命几乎被窒息了。」

    　　北京著名的女舞蹈家戴爱莲说：她创作的舞剧《和平鸽》 「演出之后，就被教条主义者指责，扣上一顶『崇拜西洋、资产 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她是中央实验歌剧团团长、北京舞蹈 学校校长，可是团内、校内的事务均由党员把持，「我只能听他 们的，我的意见不被重视。」（注１１：李滨声、朱彤、戴爱莲 三人的言论载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民间文学专家锺敬文是《民间文学》杂 志的负责人，他在文化部邀请的一个座谈会上吐出了自己的怨气： 「党员的文章不经我这负责人同意就可发出去，我自己的文章在 《民间文学》上也登不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苦禅是有名的国画家，他在文化部和中 国美术家协会召开的会议上述说了自己受排挤、被歧视的遭遇： 院方不让他教授国画，竟然派他到工会去，专事给职工代买戏票。

    　　漫画家们以往是不敢讽刺党的干部的，现在党本身鼓励批评， 画家的胆子也就壮了一点。当时中央理论刊物派人用轿车将《北 京日报》的李滨声接走，请他根据报资料作一幅漫画后，他画了 一幅《没嘴的人－－老实干部奖获得者》，用怪诞夸张的手法， 画了一位干部，五官堂堂，独缺一张嘴，意指这种干部是中共的 优秀干部。他还画了幅鹦鹉与一位干部对话。鹦鹉：「我专会学 人讲话。」干部：「哼，我是有选择的：专学领导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