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凡是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 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该「划分」为「右派份子」。（注１：《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八卷第六六九页。）将此标准搬到学术界，就变成了一把砍人的斧头。 　　

   鸣放期间，除了那些早已心灰意冷的人之外，凡在一九五 二年被剥夺了教席的「资产阶级」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 法律学的教授们大多表达了希望恢复社会学系的意见。如今中 共正式给予答覆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还不仅是不科学的， 而且在根本上说来，是反科学的。……不过是为了维护剥削阶 级的利益而把一些谎话加上了科学的伪装。……普通的工人农 民的常识也要比它有价值得多。」「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打开 复辟的道路也就是为了资本主义打开复辟的道路。」（注２：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胡绳，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人民 日报》。）这样，凡主张恢复社会学系的，几乎全都成了右派。

    　　譬如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景汉说过：「社会学所研究的主要 对象，就是社会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分析这些关 系，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则有赖于精确深入的调查。」「中国 社会学者一向是最重视实际调查和研究的。」这番话被定为欲 以资产阶级社会学「篡夺整个马列主义阵地」，（注３：一九 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所以他是个右派。由于他 还留过美，便成了「美帝国主义一手豢养起来的」「奴才」。 （注４：同注三。） 　

    　　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沈志远在整风时 批评「国家资料保密制度太严、太广、太死，以至经济学者无 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有些外贸资料在外国杂志上发表了， 而我国经济学者反而看不到。只对中国人保密，对外国人却不 保密。」他被公开批判为「为反革命份子破坏国家机密敝开大 门，有意破坏党的威信，反对党对经济科学工作的领导。」 （注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批判右派份子沈志远、吴承禧 在经济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沈还对大批旧中国的经济界人才被积压、浪费，未获新政 府使用的情况提出呼吁：「开放聘用人才的自由市场」，让这 些人有机会归队，重新发挥其经济专长。当局对他的回答是： 那些投闲置散的「都是一些没有很好改造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人」，沈主张聘用他们是「为了招兵买马」，「为了恢复资产 阶级经济学，从而为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铺平道路」。（注６： 同注５，二十四至二十五页。）

    　　沈志远是甚么人？他为甚么想要「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这个「五四」运动时代的积极份子，一九二六年被中共派到苏 联学习，一九三一年归国后即以全副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 的《新经济学大纲》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系统介绍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二十年间印刷十八版，曾帮助无数青 年知识份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早在一九三九年， 中共军政界要人罗瑞卿就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写文章，建 议中共军队干部读沈氏所译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沈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后虽脱党，却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 只因上述言论，他成了当然的反动派，立时被打倒。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振汉曾这样说：「资本主义制度下 的民主目由比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自由要广，因为资产阶级 国家还允许共产党存在，有出版言论自由，我们却不是这样。」 （注７：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沈志远的 遭遇就是个辅证。

    　　北大经济系的三位教授陈振汉、徐毓旃、罗志如，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巫宝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长 宁嘉风，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等六位经济专家，在鸣放中联名 起草了一份《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拟发 表在《光明日报》上。但文章正在学者中传阅时，反右已开始， 结果未及发表就成了「经济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

    　　这篇被说成对党「进行了凶恶的攻击和污蔑」的文章，大 致内容是：「我们的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 成例，……碰碰试试，主观主义，盲目行事，并未遵循甚么客 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甚么规律可资遵循。」「事实上我们 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的搬运 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而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 「多数经济学家只是替政府宣传解释政策。」「科学总是说明 因果关系的，而现在只是些语录。规律应为二者之间的关系， 而现在规律只是斯大林的语录。」「许多经典著作（指马克思 著作－－引者注）写作于百年以前，对于百年来的事物只能预 见其大，不能洞烛几微。」

    　若说「凶恶的攻击」，大约是指作者认为「我们不能从马 列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 因而主张是「敝屣就要摒弃」！（注８：同注７。）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共从来是不允许「争鸣」的。所以某 些执政者一点名，六位专家就一起成了右派。其实就在一个多 月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还对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 珍说：「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灵活多样，而只有呆 板的计划性，那还有甚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注９：一九 五七年五月七日刘少奇对杨献珍、候维煜的谈话。）他显然看 出了根据马克思主义搞计划经济的毛病，因而应当容忍那六位 学者对马列主义的「攻击」，应当允许更多的经济学家就此展 开讨论。可是他没有那样做。他和别的中共领导人一样，听任 这批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落了网。

    　　那么学术研究还要不要呢？当然要，党还号召「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呢。

    　　可是问题没这么简单。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宣布：「学 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 的活动又是一回事。这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是绝 对不能混淆的。」（注１０：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 。）至于谁个踩线，谁个反共，那裁判权就全归党了。

    　　历史学界就是这样。除了翦伯赞、吴（口含）等党员学者 之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多成了右派。因为「史学界的右派份 子……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活动的一部份，不是学术上的唯物唯 心之争，而是为了……替资本主义复辟铺平道路。」（注１１：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 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中共创始人、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 写过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本人在北洋 军阀的绞刑架前结束了光辉的一生（据说那是中国第一次使用 从国外引进的设备，宣告野蛮的砍头时代的终结）。作为其事 业继承者的中共五十年代的领导人，竟然没有一个担当道义， 出来制止任意摧残知识份子的野蛮行为，诚为可叹。

    　　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韩德培于二次大战结束后自美国归来。 在离开哈佛大学前，他对朋友说：「当年陈独秀先生首先提出 打破北洋军阀专制主义的『特权人治』，主张『尊重民权、法 治、平等精神』；李大钊也曾提出『国之存也，存于法。…… 国而一日离于法，则丧厥权威』。」于是他得出结论：「我寄 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法制强国希望在他们。」

    　　国共内战期间，武汉大学进步学生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韩 德培作为教授会的代表走进汉口警备司令部，引用当时国民政 府的法典为被捕学生辩护，胜了武大法律系毕业的特讯庭长。 之后他暗地对获释的学生说：「到解放区去吧！」

    　　可是，全国都成了解放区之后，统治党的对法治毫无兴趣 的毛泽东，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再以「建设法制强国」为 已任了。韩教授鼓吹法治，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扣上「利用法律 武器和党对抗」的罪名，成了武汉大学四百八十多名右派份子 中的一员。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是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时与会的十二名 代表之一，以后脱离政治，研究哲学，因此他在学校也是有职 无权的角色。他在反右前对因受制于党委书记而萌生去意的韩 德培说：「我在这里当校长，你怕甚么呢？」李达为武大留住 了一名人才，却未能予以保护，以至他在文革中被整死。弥留 之际还后悔自己挽留了韩氏，说：「我不放他走……是我害了 他。」其实韩教授即使离开了武大去北大（他已得到北京大学 的聘书），也未必就能逃过这一劫。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 隆基虽说自己是留学十年的知识份子，也因「反右不力」而被 降职，调到兰州大学去，但他也在北大抓了数百名右派。即使 江氏不抓韩德培，其后的陆平大概也不会放过他。一言以蔽之， 当时主张法律治国的专家们躲过右派帽子的实在没有几个。

    　　武汉大学法律系因为成了「右派窝」，也终于被撤销了。 教授们被送到关押犯人的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教宪法的喂猪， 教民法的剃头，教列法的烧法，教法理的放牛。党的创始人李 大钊地下有知，一定会痛斥毛泽东「背叛本党宗旨」。

    　　牵涉到另一批专家的是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

    　　一九四五年春，抗战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的社会部召集 了一批国内对人口问题有研究的专家，在陪都重庆开了个为期 两周的人口政策讨论会。会议的总结性结论是：中日战争结束， 社会秩序恢复，政府得以从事经齐建设时，中央政策应立即采 取一个节制生育与减弱人口繁殖的政策，以避免造成国家建设 的莫大障碍。（注１２：李树青，《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第 一期第二至三页。）国民党政府自有其种种不是，但就这一件 事而言，我们可以知道国府内自有明白治国之道的人。他们能 尊重、采纳专家学者的意见，亦可称为有识之士。战后由于中 共已有实力占据一方，正伺机南下，夺取全国政权，而蒋介石 却以为可以用武力吃掉中共，引发三年内战，那个拟议中的人 口政策未能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于一九五四年底也召开了人口 座谈会，再行谈论人口问题。北大校长马寅初及十年前重庆会 议的参加者、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等参加了讨论。几位专家的 意见都是必须从速控制人口。为此马寅初写了篇《新人口论》 （主要观点是「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我国人口增殖太 快」），吴景超写了篇《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一九五六年刊 登于《人民日报》。翌年吴氏又写了篇《展开人口问题的研究》 。

    　　其实，到了一九五七年，中国人口已达六亿五千万，约占 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问题已十分严重，早已不应停留在研究 上，而已经到了必须立即行动、著手控制的时候了。中国农业 科学院研究员陆钦范忧心如焚，写了本《人口问题抛砖集》， 自己掏钱印了一万份，送给全国人大，希望来自全国的代表认 真将人口问题作为议题。他的文章并有政击中共，他只是为农 村中由于人口过剩，人力比畜力还廉价，以至于「人代牲口拉 犁，可悲地压低劳动生产率」的现状担忧。他怕因人口爆炸、 生存空间不足而引致「比匈牙利事件更大的骚乱」，但共产党 却说他「伪造『人口问题紧张』的空气……企图掀起『匈牙利 事件』……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注１３：一九五 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给了他一顶右派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