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落网的右派份子，几乎全是中国知识界的精华 和共产党中的知识份子干部，一一列举不可能。除了前已引述 其言论的那些人之外，不妨再多举若干事例。 　　二次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由于部份盟国法官反对使用死刑，代表中国出席法庭的法官梅汝 （王敖）与助手商议，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九一八事件」 策划者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松井石根等七名战犯的绞刑案不能通过，他将跳海以明志。而后他日夜在各国法官中游说，终于使该案以六票对五票之微弱多数得以通过，为中国人民报了仇、雪了耻。一个月后，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政务委员 兼司法部长。由于他对政府收集日军侵华暴行证据不力不满， 此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并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其政治立场。他在一九四九年底化装登上英籍货轮，在台湾海峡混过国民党的检查到了北京。到北京第三天，周恩来便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把他介绍给大家说：「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感谢他。」由身 兼外交部长的总理周恩来任命，他成了外交部的顾问。

    　　整风中，梅汝（王敖）在外交部老专家的座谈会上提出： 党领导一切不等于包办一切，党的领导和行政管理应当分开。 党应当给人民代表大会以实权。他又认为奉苏联为神明，把苏联专家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此，他变成了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也许人们会奇怪，周恩来哪里去了？此时他虽已将外交部长职位交付陈毅，总还应当记著这位梅大法官。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梅提的意见太致命了。党政分家，给人大以实权，这等于要架空党主席毛泽东，如同在毛的肋骨剌了一戟。党政若分家，权力自然应转到国务院；若周救梅氏，便有支持他向党主席争权的嫌疑，破坏他忠于毛的形象，所以 周虽爱才，也只好忍痛看著他中箭落马。

    　　尽管不能使梅大法官免于戴帽，周恩来仍在暗暗相助。梅法官既未被报纸点名批判，也未被调离外交部下放劳动。他甚至连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也还保留著，直到一九五九年期满为止。而且，早在五八年夏天，陈毅部长就把他和另几位专家请去吃饭，并且声明：「我工作忙，忘了请你们来叙一叙，是周总理特意让我请大家来叙叙的。」（注１：《了望》周刊一九 八六年第七期第四十六页。）以后，梅氏拿起笔，开始撰写长篇书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可惜文革一来，他又成为斗争对象，终于扔下未完成的文稿含恨逝去。

    党政分家这一条致命的意见，也是贵为浙江省长的中共高干沙文汉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沙氏提出省委指挥地委，地委指挥县委，这一条线指挥下去，省政府这一行政系统就成为多馀的了。作为省长，他自然主张由政府系统来指挥，于是他就得 到了一个「反对党对政权的领导」的罪名。

    　　沙文汉同副省长杨思一一起被开除出党。开除他们的省党代会决议是这样说的：他们「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份子，……一直保持著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他们终于堕落成为右派份子的社会历史根源」。

    　　后来，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游灵隐寺时发现「大雄宝殿」 巨匾上的「沙文若题」四个字不见了，询问左右，方知下级干部弄不清沙文若，只道沙省长是个右派，便把「右派的名字」 铲去了。周命人补上铲去的字，救了哥哥沙文若的匾，却没有能救弟弟沙文汉的政治生命。

    　　沙文汉早在一九二五年即加入中共，是党内少数几个高级知识份子之一。按中共一贯的做法，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送去劳改的，但他也被打成右派的妻子陈修良却只是中共浙江省委的代理宣传部长，级别不够，无缘沐浴党的恩泽，立即被强制送到农村去了。沙的岳母从二十年代起就为中共的革命奋斗， 她的家长期作为中共地下活动的据点，救过许多共产党人士。 中共上海局机关就设立在她家中。中共执政后她搬至杭州，与女儿、女婿同住。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闻说女儿、女婿双双被中共判作敌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家。沙文汉则于埋头写了一部 《中国奴隶社会之探讨》后郁郁死去。（注２：见《人物》一 九七八年第四期《沙氏五兄弟》及《人物》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陈修良的文章。）

    　　国民党败退前夕，名画家刘海粟因子女大都在海外，曾考虑出走。周恩来闻讯，托人带口信给他：「我们了解刘先生， 请他放心吧，新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刘改变主意，留了下来。刘当上右派后，周只是让人转告刘要多保重，并聊以解嘲地说：「少一点社会活动，更可集中精力作画和研究。」 （注３：《了望》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第十八页。）可能受周暗中保护之赐，刘是少数未被赶下乡或劳改受皮肉之苦的右派份子之一。

    　　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只知道北京有个名相声演员候宝林，不知道天津还有个造询不相上下的马三立。一九五五年， 马进京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演相声，周恩来十分称赞。五六年毛泽东到天津，亲自去看了马的演出，还对他说：「过去 只能在广播里听你的相声，没见过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要是马永远只讲些同政治沾不上边的笑话，自然不会惹祸。可是他演了名为《开会迷》的相声，讽刺专以开会为职业的干部。由于干部几乎是「共产党」的同义词，他便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从此被剥夺了登台的权利，一下子沉默了二十多年。 （注４：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开会迷》的创作者何迟，多才多艺，是共产党里不可多得的人才。早在一九三九年从延安到日本占领区的长途行军中 他就说过相声。中共进城后按贡献排座位，要给他个天津市文 化局局长当，他却不感兴趣，只有志于写相声。从五十年代至 今一直脍炙人口的相声《买猴儿》，便是他的作品。通过马三 立的表演，一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不负责任的「马大哈」成为 中国家喻户哓、老幼皆知的艺术形象。但是，这个把笑声带给 人民的作家却被指为「为小市民服务」，「反对为工农兵服务 的文艺方针」，被打成右派，撤去天津戏曲学校校长之职。被 折磨多年后，他终于全身瘫痪，永远不能再走到「小市民」中 间去了。（注５：《人物》一九八五年第三期，金仲民《百折 不挠的人－－记作家何迟》。）唯有他创造的那个「马大哈」 将持久地、形象鲜明地活在人民中间。

    　　全国发行的《戏剧报》批判何迟时，给他冠上一顶「资产 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帽子。（注６：《戏剧报》一九五七 年第二十四期第三十六页。）这种帽子并不是新做的，早在十 五年前王实味就戴过这帽子了。九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这种 帽子更是派发了百万顶以上。说「延安整风」、「反右」、 「文革」三者之间有著必然的联系，这帽子便是一个物证。

    　　国民党政府一九三六年曾逮捕了七位抨击当局不抗日的民 主救国知名人士，后经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为首的各方人士的 抗议，国际上爱因斯坦、杜威等学者的吁请，蒋介石终于在 「七七事变」后放了人。身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中的一员闯将，曾 先后两次被当局逮捕。他一九二五年赴美，得威斯康辛大学政 治学博士学位后，于一九三○年归来。他由美国回国后一直是 共产党的战友。

    　　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声明「苏 联保证尊重满州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 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注７：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七年第六期第一○九页。）王造时愤而 起草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先生」，签名的有另外几位「君子」 及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刘清扬等。信中声明，该条约 「显然妨害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 憾」，并要求斯大林说明，「（一）尊重所谓『满州国』是否 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 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 国之一部份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 （注８：同注７。）

    　　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员，这样王造时当然 就得罪了中共。

    　　「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的其他四位「君子」都获得优待， 唯独他坐冷板凳，所以鸣放时他的话就比较多：「今天的官僚 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著；不是刚刚萌芽，而 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来说，越往下层，越是专横， 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越多。……今天我们可以摸出这么一个鸣放 情况的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鸣放……越到乡村，越不 敢鸣放；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 可能最弥漫。」（注９：见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阴谋》一书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王造时主张发动城乡人民一起鸣放，显然是唯恐天下不乱， 所以共产党将他定成了大右派份子。围剿右派时，当局将他的 老底也揭了出来：一是抗战时「与蒋经国勾结在一起」在江西 办《前方日报》，二是他写的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封公 开信」，是呈蒋介石转发报纸的。这样，他便成了「历史反动」 的敌人。

    　　王同时还有一条「现行」的罪名：企图恢复「救国会」。 「救国会」成立于民族存亡之秋，建国以后倒也不一定要继续 存在，它解散时毛泽东正在苏联。一九五○年二月毛回到北京， 表示：「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注１０：《人 物》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大约是在毛表态之后，王到北京， 周恩来将他请到中南海长谈，告以救国会可恢复。王对此建议 动过心，但由于其他几位「君子」如沈钧儒、史良等已坐上共 产党设置的高位，对此不表兴趣，王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反 右中王为此披批判，毛、周不能不知道，但禁立新党是中共的 既定方针，现存的尾巴党可以分一杯羹，有独立政见的则断不 能容其存在。毛、周当初主张恢复救国会是为了在民主橱窗中 添一只花瓶，而今王造时流露出与共产党不同的政见，当然不 能再让他搞。两人都装聋作哑，任由上海的党组织对王施以迫 害。

    　　其实王造时对于共产党将自己打倒在地的根本原因看得很 清楚。当了右派之后，他曾对友人说过：「我们的致命伤就是 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思想。」只要读一段他当时在上海市政协会 议上的鸣放发言就知道，他说得一点不差：「这次鸣放揭灵了 许多矛盾……为了我们这个运动不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为了这次鸣放和整风的成果可以联系起来，巩固下去，我认为 我们心目中应该有这么一个制定，形成为公共遵守的行动规范， 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因此，我们今天要扩大民主， 就必须健全法治。」（注１１：《民主与法制》一九八一年第 八期第十五页。）

    　　而当年同为「君子」的史良，思想就截然不同了。她在一 届四次人大会议（一九五七年六至七月）上发言抨击右派道： 「右派份子说我们是『无法无天』，是『重人治而轻法治』， 说我国法治不及『美国法治认真』。原来他们所要的法治同我 们所要的法治不一样，他们要的是美国式的法治。」史良被中 共封为「民主人士」的代表，自然也是代表中共发言，由此可 知王造时是注定要被共产党打入地狱了。

    　　文革后不久，王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意图颠覆政府」 的罪名被捕下狱，而这个集团一共只有两个人。当年他在国民 党的监狱中呆了八个多月，还翻译了一本名著《国家的理论和 实际》，可是在新中国的监狱里他却没有那么幸运。当年亲去 苏州监狱看望七君子的宋庆龄还健在，而且与狱中的王造时同 处一市（上海），可是她默不作声，再也没有当年对审判七君 子的法院院长说「今日特地自请入狱」的气概了。如今共产党 封锁新闻，中国人都不知道有一位当年的「君子」又入了狱。 在牢狱中，人们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王君子」、「王教授」、 「王律师」，他只有一个狱号「一四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