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毛泽东在七月间号召「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 不能松劲」，（注１：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海 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全国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 将无数善良的人投入了冤狱。 　　

   譬如辽宁省铜铅锌矿务局工程师潘宝信，成了右派后被当 局宣称是「深掘深挖」、从「地洞」里抓出来的，因为他「过 去是个「先进工作者」，大鸣大放也没有发甚么言，已被揭露， 原来他是个阴毒的家伙。」（注２：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

    　　北方辽宁省从「地洞」里挖右派大有斩获，南方广东省也 不落后。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在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上发 文，号召采用广东农民冬天从地洞里挖田鸡（青蛙）的办法， 把潜藏的右派挖出来。所谓「潜藏」的，就是不说话、未鸣放 过的，党组织根据你的家庭出身、以往向党靠拢的程度，就可 以判断你必定是右派，与有「反党言论」的同等处置。广东省 右派数目超过全国各省平均数，（注３：一九九一年版《当代 中国的广东》第一编第一四四页：「错划右派份子三万馀人」， 但实际应当不止。）大约多少拜这种「挖地洞」的新技术所赐。

    　　新华通讯社在一九五七年的八月八日报道说：右派份子们 正「一个一个地从各行各业中搜索出来」。这「搜索」二字真 是形象而又准确。有一天，四川自贡市川剧团党组织接到了上 海一家报纸退回的为四川诗人流沙河鸣不平的稿子，立即著手 追查（文章用了笔名），结果「搜索」出了一位年仅十六岁的 魏明伦。魏认为官方对诗人的批判无「坚实的内容，正当的道 理」，「这种『声讨』，也仅仅是『声讨』而已！」当然魏就 是个右派。但他才十六岁，未成年，于是党作了个英明的决定： 不戴帽子，批判一番，下放农村。那个九岁登台演戏，十三岁 开始在报纸、期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剧评的天才少年便成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又一牺牲品。（注４：上海《文汇》月刊 一九八六年第八期第五十九页。）

    　不过，将稿件退回作者的工作部门，供党委去「搜索」， 这并不是报纸、期刊的编辑、记者们做的事，因为他们本人就 是被「搜索」的对象。凡是采访了鸣放者，写了报道的，只要 那鸣放者成了右派，记者也就逃不脱。即使是笼统地报道了某 处的「鸣放」，而党认为那鸣放属于「放毒」，鸣放者自然逃 不脱，记者或编辑也是右派无疑。如《光明日报》记者殷毅奉 派到东北渖阳采访，写了一篇报道东北工学院鸣放的通讯《第 一朵迎春花》，刊于五月二十四日的《光明日报》。过了两个月，他报道过的那些鸣放者被定为「以民盟右派为核心的反党集团」，他也就因为将其赞扬为「迎春花」而成了右派。《文汇报》记者范琰采访四川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篇报道。不久，流沙河入网，范的报道被指为「歪曲事实，充满恶毒攻击」， 也戴上了帽子。

    　　当然，采访过右派鸣放者的记者不都是右派。哈尔滨工业大学数学教授王泽汉在《人民日报》号召反击右派后，突然受到《黑龙江日报》记者的采访。记者将采访记录整理成文，未经王本人过目，第二天便见了报。根据记者写下的王的言论， 王被定为哈工大第一号右派，而那位记者却平安无事。二十二年后，王教授找到当年那位记者，想要弄清真相。记者坦率相告，上面交给他采访的任务，目的本是为制造出一个右派来，以推动反右斗争。因为王是「九三学社」哈工大支部的负责人，又参加过国民党，故被选中。记者奉命行事，当然不会因为报道右派的言论而入罪了。

    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在毛泽东 骂他「死人办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占著茅 坑不拉屎」时，头脑十分冷静，警告其下属道：「不要锣鼓一 响就出来。」结果该报社右派不算太多。为此，邓拓感到欣慰： 「现在看来，当初按兵不动还是对的。」而鸣放期间被毛泽东 夸奖「放得好」的上海《文汇报》，百人左右的编辑部有三十 多人落了网。其中文化副刊的主编黄嘉音是中共执政前颇有影 响的《西风》杂志的编辑，因学识渊博被《文汇报》社长徐铸 成请去兼职。他当然成了右派，其右派言论有「咒骂『人事档 案是一垛墙』，主张『开放人才自由市场』」，「认为『民主 党派和共产党的地位应该一致』」，等等。（注５：一九五七 年十一月十七日《文汇报》。）

    　　黄嘉音绝不可能是反共份子。据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回忆： 一九三七年前后，华是上海一家银行的小职员，内心彷徨苦闷， 黄给了他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使他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 张。一九三八年，华瞒著家人、同事离沪北上，去寻找共产党， 登轮启程时，唯一的送行者就是黄和他的女友。（注６：一九 八八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然而，黄嘉音这名 共产党的追随者最后却死在共产党的冤狱中。

    　　狱中传出的消息说，黄嘉音是被枪毙的，罪名是「畜意杀 人」。由于中共一贯将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任刑事犯欺 凌，而刑事犯也乐于以虐待政治犯为乐，并以此向当局献媚， 黄在狱中总是受流氓犯的气。有一次吃饭时，一个流氓又欺侮 他，他忍无可忍，将饭碗朝那流氓扔去，虽未击中那人，但监 狱当局却说他「蓄意杀人」，「依法」杀害了他。（注７：一 名当时被劳改的右派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十几名记者，只有一两名侥幸未被 扣上帽子。该报驻京记者刘光华，因为报道了当时北京大学的 「民主墙」，被定为右派。在批斗他时，他表示不服，遂定为 「极右」，于一九五八年初春节年三十的夜里被警车带走，送 东北劳改。他几年后被送农村劳动，直到一九七七年方因病获 准回家治病。这时，他的母亲、因为「破坏中苏友谊」而戴上 右派帽子的民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早已死在狱中有好几年了。 他的父亲、著名学者刘湛恩三十年代是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因 鼓吹抗日，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占领上海的日军特务机关控制的 汉奸帮会组织收买杀手暗杀。要是刘湛恩也活到一九五七年， 谁知道他会不会同夫人、儿子一样成为中共的阶下囚。

    　　在那一两个月「帮助党整风」的热烈气氛中，一般人都不 可能无动于衷，一言不发。连起先声明「不跳」的北京大学潘 光旦还是忍不住跳了几下，说了些「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社会学可以培养党政人才」之类的话。他被戴上帽子，就此 剥夺了讲课和做研究的权利。

    　　朱光潜教授可说是个异数，因为前几年吃足了苦头，所以整风时坚决不开口，终于逃过这一劫。沈从文则早已离开北大， 钻进古文典籍之中，别人把他忘了，他也乐得不问政事，总算没当上右派。

    　　也有一些人，譬如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为聪明或滑头，从网眼里滑了出来，躲过一劫。据马思聪二十多年后回忆，整风时，文联开会鸣放，戏剧家吴祖光发表道致自己入网的言论之后，他接著提意见。他心知共产党斗了二十八年始执党政权，决不肯与人分享，便避重就轻，只讲了自己有职无权， 但正好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搞创作；又说文艺界人士不该过份 集中于京沪两地等无关痛痒的话，因此安然过关。

    　　也有人真正一言不发而当上右派的。整风时，一贯紧跟苏联老大哥，将南斯拉夫总统、南共领导人铁托骂为「帝国主义 的走狗」的中共突然一反常态，令其机关报《人民日报》用两版的篇幅刊登了铁托的一份演讲文稿。由于南共的党纲被中共批判为修正主义，所以关心政治的人就仔细阅读这份难得见到的原文。有人在铁托文章中某些他认为重要的落用笔画上了杠杠道道，竟因此而闯了祸。尽管此人再三声明他并不赞成文章的观点，也不赞成南共的纲领，但申辩最终归于无效，被按上 「赞美修正主义者，丑化我国社会主义」的罪名，戴上帽子送去劳改。

    　　一位才二十岁的小学女教师，自己亦未鸣放，只是当著其他教职员工的面，念了一段报上刊登的一位民主人士向共产党 提意见的文章。后来，那位民主人士成了知名的「大右派」， 她也就成了小右派。她被送往农场劳改几年之后，有幸返回学校，但仍无资格教书，只能扫地洗厕所，默默渡过二十年，等到平反时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一位即将大学毕业的文科学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艾青诗的研究》，尚未发表，艾青就被打成右派点名批判，于是这 位赞美艾青诗歌的学生也就倒了霉。他被下放劳动整整二十年， 直到艾青平反之后才获得平反。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刚入学的新生杨万才，买了一本上海 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许杰教授的文集，写信去请教一个问题， 许回了信。因为许是位名教授，此事一度在同学间传为美谈。 但没过几天，许被「揪出来」了，而且是个「大右派」，从未与许教授见过一面的杨万才也就成为「右派份子的喽罗」，被扣上一顶右派帽子，流放到新疆伊犁劳改去了。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杨万才的父亲是一个 黄包车夫出身的汽车司机，真正的无产阶级。他见自己才进大 学之门的儿子被「充军」到新疆，绝望地糟蹋自己，慢性自杀 死去。杨母也服毒自杀了。二十九年后，杨、许一人渡尽劫波， 居然还都活著。杨又给那未曾见过面的老教授写了一封信，告 诉他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劳动、折磨、牛马不如的待 遇，几次险遭不测；挖地、放羊、采石、赶车……但我坚强地 要活下去，心底深处，盼望有朝一日，能雪耻清冤……」 （注８：上海《收获》文学双月刊一九九○　一月号，许杰 《且说说我自己》。）

    　　大革命时代投笔从戎的巾帼英雄胡兰畦，一九二九年被蒋 介石电令江西省长驱逐出境。她前往欧洲，在德国加入共产党， 一度在柏林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而遭逮捕，经宋庆龄、鲁迅 向德国驻上海领事抗议而获释。随后她长期在香港从事统战工 作，是中共一大功臣。鸣放时她并未开口，仅仅去老朋友章伯 钧家看望了他，而章是头号右派，所以她也就成了右派。（章 伯钧的女儿则因为不满中共对章的处置而被定为「为反动父亲 翻案」，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新中国」成立后自香港回国参军的诗人公刘，是解放军 总治部文化部的专业人员。肃反时他被关押，在绝望中曾把腰 带勒在自己子上企图自杀，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黄宗江救下。 一九五七年他并没有参加鸣放，可是一年前发表过两首《怀古》 诗，其中咏南宋诗人陆游的诗中有「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 气」的句子，现在被拿出来批判，说他用「这一类恶毒字眼来 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他被一封电报从西北戈壁滩 召回北京时，一顶右派帽子已经为他制好，他便被送到山西省 一个水库工地同别的劳改犯人一起服苦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