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大规模地抓人斗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共似乎轻而 易举就做到了。它究竟是怎么「成功」的呢？ 　　

   当然是靠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反右中，邓小平（当时 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曾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全党：「在反右派斗 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份子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党内的 右派份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份子 的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 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 克服。」（注１：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八届三 中全会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

    　　这样，各级干部中稍有理性、对如此大批地抓人斗人心存 疑问的人就不得不保持沉默了。心肠再好的干部也不能不考虑 到对右派表现「温情主义」的后果，他们毕竟不能为了几个右 派危及自己的仕途。因此，他们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少抓几名 而已。如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收到下面报上来的右派名单， 找了个藉口将其中正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一批人从名单 中剔除，保了这些人。又如中央农村工作部主持部务的副部长 王观澜，仅为了应付差事抓了一名右派，决不再多抓一个。 （注２：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 一批人。当时，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抓右派抓得 热火朝天时，他率领代表团在国外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他一 回国，便从新疆的乌鲁木齐给北京打电话，问团中央机关打了 多少右派，当听到回答说「一百多」时，他立即告诉对方： 「你给我刹住，不要再打了。有问题等我回北京再说。」

    　　当胡耀邦得知《中国青年报》有十七人成了右派时，不禁 痛呼：「损失惨重啊！」（注３：《闽西文丛》第三十八期第 三页。）他试图保护许多人，连刘宾雁这个「大右派」也想保。 按刘的说法，胡只成功地保住了两个人，其馀的只能眼看著他 们沦为「人民的敌人」。事后，也仍把团中央机关的右派们集 中到一起谈了一次话，鼓励他们对未来保持信心。一九五八年， 刘宾雁与其他右派下放到山西劳改，团中央对他们说：「准备 劳动三、五年。」说话算数，三、五年后胡耀邦的确把他们大 多弄回了北京。正由于如此，刘宾雁曾对人表示：胡在反右时 「没有污点」。但胡自己却不这么看。一九七七年他担任中共 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曾坦白承认，他当时在团中央将一些有才 能的干部打成了右派，为此感到很抱歉。

    　　由于中共是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组 织原则的，既然毛泽东决计要实施「阳谋」，张德生、王观澜、 胡耀邦这些人就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改变不了整个局面。要是 坚持反对抓右派，他们自己就会落网。这样的例子颇不少，教 育某司司长李常青便是一个。

    　　李常青本出身于吉林省延吉一个大地主家庭，弟兄五人都 参加了中共。李一九三一年入党，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 生运动爆发时，他是中共北平地下市委书记，运动的主要领导 人。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由于与彭真等人有隙，被 疑有问题，调离北平，赴敌根据地「学习」（受审）。他到达 晋察冀边区的前一天，另一姓名与他相近、也是从敌占区去的 干部，按北方局的指令被秘密枪决。后人理解，那人是错杀， 李只是侥幸未死。直到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决定， 他的「问题」已被查清，才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兼哈尔滨市委 书记。但几年后又被扣上「高岗集团份子」的帽子，罢了官， 反右前不久让他到教育部当一名司长。

    　　反右时，李任该司「反右领导小组」组长。该司有一青年 干部是基督徒，在日记中写了一些自己的宗教观，其日记被查 出后，即将被定为右派。李认为宗教不能和政治混为一谈，故 定他为右派毫无道理。这样，他就成了「包庇右派」的右派份 子，开除党籍，发配到内蒙古大学教书去了。几年后，这个一 生坎坷的老共产党人终于被一辆卡车撞死于轮下，比他那也是 右派、后来卧轨自杀的儿子范政还早几年离开人世。（注４： 李常青的材料由刘宾雁提供。）

    　　清华大学袁永熙的命运也差不多。十年前（一九四七）， 袁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中共北平地下党的 党员）结婚不足一月，双双被捕，押至南京。当时犯了「共案 」，照例枪毙，但蒋为收买人心，破例放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蒋政权崩溃前夕，陈布雷自杀。在这 之前，陈曾劝袁勿弄政治，但袁不为所动。几个月后，这位忠 诚的共产党员被中共党组织认为向国民党自苜而遭开除党籍的 处分，不久又获准重新入党。中共建国后他一直担任清华党委 书记。一九五六年，上述被捕自首的问题又被提出，作为一个 「历史上有错误」的人，他失去书记职，改任党委常委、清华 大学校长助理。

    　　反右初期，袁永熙不赞成在教授、学生中大抓右派，理由 是「整风就是要改造领导，不是要整群众」。但他在党委内是 少数派，而清华的校长蒋南翔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是有职 无权的花瓶，这样袁也就被揪了出来。

    　　袁永熙的右派罪名不少，其中由《人民日报》公布的一条 是「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在工会主办的自由论坛上，党 右派份子高呼『反对共产党的特权』等等诬蔑性的口号时，他 竟跟著群众一起鼓掌」；（注５：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一条叫「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诬蔑中央的方针」， 根据是他曾对左右亲近的人说过：「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压力， 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由此可见，各级干 部在收到毛泽东五月十五日写的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 内文件，弄清毛的「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诱敌深入，聚 而歼之」的策略之前，是不欢迎「鸣放」的。这足以说明为甚 么他们几乎个个都能完成或超额完成抓右派的指标。）

    　　当年袁与陈琏同在中共执政后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 手下做地下工作，凭藉在国民党方面的关系，为中共获取过许 多重要军事情报。（注６：关于袁永熙，见香港《九十年代》 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和《人物》一九八五年第六期《陈琏在黎明 前》。）刘仁为中共中央委员，不知何故此时未出来为袁辩诬。 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刘死于中共冤狱，这件事大约永远无人能说 明白了。

    　　低级干部中，因为「包庇右派」、「同情右派」，而自己 戴上帽子的就更多了。

    　　四川医学院学生会主席宋乃湘兼任该院学生会校刊的编辑 工作，手头有十馀份对中共提了不少尖锐竟见的同学来稿，鸣 放期间因稿挤未来得及刊发，反右时若拿出来则个个逃不了右 派帽子。他毅然将那批稿件烧毁，保护了那十几个同学，但他 自己则被扣上右派帽子一顶，送去劳改了。

    　　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一位一九五三年冒死在法国殖民者军 队的枪口下泅水从越南回到祖国的学生被定为右派，班上的团 支部书记李淦林表示异议，结果也陪绑做了右派份子。

    　　上海同济大学一位学生在肃反中被斗争，停学一年后复学， 鸣放中写了一份大字报，要求公布被斗、被判入狱、劳改及自 杀者的名单，因而成为右派。他的同学严公政认为党已经亏待 过他一次，不应再对他采取粗暴态度，结果也被扣上一顶帽子， 送到黑龙江劳改去了。

    　　东北有个机关刊物，编辑部九名成员有五名被定为右派， 主编作为「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在会议上说：「这几位同 志的错误，但都不是右派，我了解他们。」他刚说完，主持会 议的首长便拍桌子道：「就你这句话，决定了你的命运。你退 场吧！」该主编被撤了职，虽未当右派，却于不久一九五八年 的「拔白旗」运动成了一面「白旗」。（注７：引自《人民文 学》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某单位党委开会，投票决定某干部是否右派。一位党委成 员因病在家，平素认为那干部不错，便让别人代他投了个反对 票。结果党委里他是唯一反对那干部戴右派帽子的。这样，他 也成了右派，但幸获宽大，被定为「不戴帽的右派份子」。不 幸他妻子仍然认为这同戴帽右派并无区别，同他离了婚。

    　　所以，在那种局面下，凡是自己不想当右派的，就非得死 心塌地地跟著中共中央抓右派不可。每次运动都是如此，不想 自己挨斗就得跟著党斗人。譬如《文艺学习》的主编韦君宜曾 竭力替下属黄秋耘辩护，甚至到上级那里痛哭流涕：「要是黄 秋耘要划为右派，恐怕我也该划，我们的思想本来就差不多嘛 ！」但她毕竟不愿被划成右派，所以还是把几个明明不该划的 下级划成了右派份子。

    　　反右不积极是不行的。山东省省长赵健民就因为「对右派 态度不明朗」而被批判，撤了职。（注８：一九八九年版《当 代中国的山东》第一七三页。）

    　　当时有的干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却又不忍见人无端被 斗，只得采取躲避现实的态度。

    　　譬如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眼见反右运动愈演愈烈， 他这个书记也无法控制，连省委直属机关也抓出了一大批右派， 《新湖南报》的全部业务骨干几乎一网打尽，他「坐立不安， 进退失据……思之再三，只有退避」。这样，他不得不违心地 以「多日失眠，精神不佳」为由，向中央请求休养。获准后， 他于十月间离开了湖南，躲到青岛读《资治通鉴》去了。 （注９：《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页。）

    　　像这样的控制不住局面的干部，各省都有一些。广东省乳 源县一位县报编辑，作为右派被送到农场劳动教养，二十年后 又遇到当年的乳源县委第一书记。那位书记对他说：「你们 （被错打为右派）的问题我知道，可是当时我也顶不住。后来 到五九年我也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了。」（注１０：该 编辑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连中共干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挺身而出，对抗这个疯狂 的政治迫害运动，右派自然也就愈抓愈多，无人能控制了。

    　　还有一种情况，一些本来赞同「右派观点」的中共干部， 在毛泽东一声反击令下，便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区，部门大抓 右派。譬如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武光，在五月十八日的教授 座谈会上说：「党群（党员与群众）之间不仅有一座墙，而且 这座墙是一座『万里长城』，甚至比万里长城还厚。」要是说 这话的是教授或学生，那决计逃不脱右派帽子，但武光身为党 委书记，没人去抓他，他倒是按著中央的指令在教授和大学生 中抓了一大批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