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个政治报告，提出：「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 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必需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白，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地出来加入干涉。」 　　

   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这段话，所有的人都表示满意，但是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宪法明文规定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如果中共认为某人反对它，那么此人是否违反了法律？ 刘少奇宣布保障公民权，前提是「他没有违反法律」。所以，这个问题不搞清，刘的话就等于白说。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女中央常委谭惕吾在鸣放会上发 言，批评共产党带头违反宪法，指出上海对房产商的「改造」 （实为没收）违法。她说：「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 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不 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注１：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

    　　就事论事，谭惕吾说得很对，但是仍然没有抓住上述那个要害问题。即使是这样，她也当上了右派。

    　　逻辑是清楚明白的：要是中共认为某人反对它（言论上反 对或者骨子里反对），这人就是「反党份子」，你说你不反对也不行。反党即违法，它就要「依法」予以制裁。它从来是依法行事的。

    　　所以，凡是说中共不依法行事，对中共按其随时变更的 「政策」处理事务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的人，都被认为是 「反党」，都当上了「右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 委员、中央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就是一个例子。

    　　在地方政法部门工作的法庭庭长、法官们，凡是主张依法 办案，抵制当地党委干预的，差不多都在这时被当作右派打了下去，罪名一般是「反对党的领导，闹独立王国」。而且不论 党内党外，「一视同仁」，全抓。譬如北京市司法部门抓了八 十三名右派，占司法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九以上，其中包括高级 法院院长，中级法院院长，司法局正、副局长，律师协会副主 任等。（注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市司法界右派份子 是怎样进行反党破坏活动的》第一页。）别处如福建省司法厅 厅长何公敢是右派，辽宁省司法厅正、副厅长也都是右派。检 察部门亦类似，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是右派。上海市检 察院检察长王范也够格当右派了，但他长期做保卫工作，一九 四九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进入北京时，车队第一 辆开路的就是他，所以只是大会「重点批判」一通，定为「右 倾」，撤职了事，未扣右派帽子。后来他在文革中饮弹自杀， 那是另一回事了。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费璐璐（女），出身豪门，早在四 十年代国共内战期间就捐过巨额财产给中共。一九五○年朝鲜 战争爆发，她又捐了八万多元，以后陆续将其工厂、商店全捐 给了国家。这样一位爱国者竟在一九五七年成了「反党份子」， 戴上右派帽子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改造了六年，她大难不死 回到北京，但不久便是文革，又再次被关了四年多。（注３： 见《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安徽大学法律系一九五○年毕业的黄行，出任安徽青阳县 人民法庭庭长之后，因为见到不少只是对中共在农村实行统购 统销的政策不满，或对合作化运动发了几句牢骚的人被捕入狱， 便指出这些人只是思想错误，并未触犯法律，不应判刑监押。 结果他自己就罹了难。他被宣布成为右派之后，连见妻子一面 的要求也不获准，就被押到山区一个铁矿「劳动改造」去了。

    　　中共党内有许多正派勤恳的好干部，他们不求名利或不善 人事，虽然资历很深，但没有进入权力机构，而集中于各级党 的监察部门。由于他们的职业便是检查、制止各级干部的违法 行为，在各级要员看来，属于「找岔子」，「说泄气话」的角 色，平时嫌他们碍事却又撵不走，现在反右运动提供了一个处 置他们的绝佳机会，因此各监察机构里的右派便多得要用箩筐 装了。有的省，监察厅的机关干部竟有百分之二、三十被打成 右派。

    　　中共中央监察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王翰，早年是上 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后曾与同学赴南京请愿， 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共。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后，他于一九五 四年出任中共中央监察部要职。由于他主张使用知识份子，反 对老搞运动等等，又「因对一个下面干部的划右派问题坚持不 要划，结果在那个不许有异议的政治环境下，他自己就被划成 了右派」。随后他被送到水利部的三门峡工程局当工人，被监 督劳动。整整十六年（包括一九六六、六七年「天天挨打」的 那段日子），他挺过来了，但身体已完全垮掉。厂里怕他死在 那里，才答应由他的妻子接回北京。但作为无户口的「黑人」， 他竟找不到一间肯收留他的医院。作家韦君宜为他作的传这样 写道：「受尽千辛万苦，直至八十年代，平反了，来不及了， 死去了。」（注４：《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二月，韦君宜的 文章。）寥寥数字，却是一曲深沉的、绵绵不绝的挽歌。

    　　作为反右的一大成果，监察机构上下一并撤销了，从此再 也没有人能够约束那些党委书记们，以后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也 就通行无阻了。只要党委书记们认为你在言论上、思想上，甚 至「骨子里」反党，你就犯了法，就不受公民权保障。一九五 八年正式对右派进行「处理」时，就是按这种逻辑行事的。

    　　这「处理」，大致分几类。今以广西横县为例予以说明：

    　　全县右派二百九十七人，逮捕入狱五名，送劳动教养二百 一十五名，撤职三十三名，开除遣送回籍十名，开除公职留用 二十名，在原单位监督劳改五名，降职降薪七名，逃跑失踪两 名。（注５：《横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十五至十六页。）

    　　近三百名右派，除了两名失踪的（很可能跑到山里自杀了） 以外，全部受到了惩罚性处置。

    逮捕、判刑是一类，从几年到十几年，到枪毙，都有。按 官方的说法叫做「法办」。

    　　应当说明，右派虽然「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并不等于就 是「反革命」。这就是为何右派绝大多数并不坐牢的原因。然 而，「反党」和「反革命」实在也只差半步，谁也说不清两者 之间的界线。所以，你只是一名右派还是「右派加现行反革命」 ，送去劳教还是坐牢，就全看你命大不大，看管你的那个党委 书记喜欢在你的生死簿上打哪个钩了。

    　　辽宁省本溪钢铁公司有个副工长倪亦方，一九五二年以全 优的成绩从燕京大学毕业。一九五四年他曾经与苏联专家在工 作中发生争执，被领导认为是「顶撞」专家，免职记大过。一 九五七年他又旧病复发，对领导的作风意见，于是成为「双料 份子」－－右派加现行反革命，进了监狱。（注６：《了望》 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一期第二十九页。）

    　　　清华大学有位来自新加坡的侨生，戴上了右派帽子、被 开除学籍后，在国内孑然一身，便申请出国回家。可是当局 「研究」了一年之后，竟把他投入铁窗，背铐、脚镣、单人禁 闭、困绑吊打及苦役，没完没了地折磨了他整整二十年。 （注７：见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一九九○年七月号，韧锋 《回忆「反右」期间的北京高校》。）

    　　青海省有个撤拉族青年韩秋夫，因一篇文章被省文化局局 长看中，调去《青海湖》文学月刊当编辑。他成了右派后，被 抓到牢中蹲了二十三年。

    　　一九五四年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陈以强，反右前写了一篇 讽刺某领导干部的短篇小说，虽未发表，却被定为右派。他对 自己戴帽一事想不通，结果问题又转变为「现行反革命份子」， 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注８：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人 民日报》中刘宾雁的文章。）

    　　也许一九五七年的法官认为「十五」比较吉利，很多右派 被判了十五年徒刑。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外，再 以几位清华大学的学生为例：张贴大字报要求中共「还政于民」 的马维琦，十五年；在校园设立「自由论坛」的赵树范，十五 年；另一位刘世广「谋划」成立政党，也是十五年；写《神． 鬼．人》的孙宝琮也是十五年。（注９：同注７。）

    　　十五年是相当长了，但同死刑相比又算从轻发落了。北京 大学学生黄中奇，当上右派后被斗争。他而跳楼自杀，可惜没 死，结果还是要带著伤继续挨斗。他愤怒得扬言要拿刀杀人。 这下正中当局的意，尽管他只是说说而已，还是以「右派杀人 犯」的罪名枪毙了他。二十多年后为他平反时，骨头早不知哪 里去了。（注１０：同注７。）

    　　另一名北大学生，西方语言系一年级的顾文选才十八岁， 当了右派后无处伸冤，竟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他 被抓回北京，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留在劳改农场 「就业」，永不能回到社会。在绝望中，他设法逃到了苏联。 哪知苏联更不把他当人，克格勃像畜生似的将他装进麻袋，弄 到莫斯科审问，然后又送回远东，引渡回国。虽然他最后是在 刑场的枪口下死去的，却总算在祖国得到了一块安息之地。 （注１１：北京大学一位右派讲师与本书作者的谈话。他是顾 文选的老师，且与顾在同一农场劳改。）

    　　右派们既成贱民．也就动辄得咎。有相当多的人在以后数 年中「转变」为「现行反革命份子」（简称「现反」）而被捕 入狱，甚至被枪决。在所谓「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 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中，因为被认为有反对现政权的 行为，右派受到的处置最为严厉。如四川重庆大学十八岁的学 生李天德，被扣上帽子后同其他几名右派学生一起劳改。其中 一位云南省籍的学生建议大家一起去他的土地肥沃、气候温暖 的家乡混口饭吃，不料尚未动身就被说成是「妄图偷越国境」， 一伙人成了「反革命集团」。李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 又以「反革命罪」再度判刑。但他一颗赤子之心仍未泯灭。获 自由后，他于一九七五年春，怀揣万言书《献国策》，跑到北 京国务院接待室，要求面见四川老乡邓小平。结果，他当晚就 进了公安局的审讯室。之后，他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 改以「反革命罪」入狱二十年。

    　　反右高潮中，《人民日报》发文《新华社连日围剿戴煌》 （八月六日），公布了老共产党员、新华社记者戴煌的「右派 言论」：「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 「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这一切「应该由中央负责」； 如中央再不改变，他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员组织「共产党革命委 员会」。

    　　当时，共产党只是将戴煌开除，倒没有抓他去坐牢。可是 他不知好歹，不体会这是党对他的「宽大」，反于一九六二年 写了一份万言书，为自己辩护，要求平反。正好毛泽东向全党 下达不得给右派平反的指令，当局立即宣布他那封信是「进一 步向党进攻的炮弹」，将他逮捕，押送西北的劳改营去了。他 这一去，整整十七年后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