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高潮中，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对右派是不是要一 棍子打？……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 就装死。」（注１：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 会议上的讲话。）真死也罢，装死也罢，对这些命如蝼蚁的小 人物，毛泽东是不存怜悯之心的。许多入了「另册」的右派， 在看到同这个政权无理可讲之后，就只有以死抗争了。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上海市当局在郊区某处集中全市各机关、学校送来的右派份子，然后一批批地押送到外省的劳改农场去。但是不少人没有活著离开那里，他们在被押走之前选择了死。

    　　多少人自杀了？自杀者太多，多得无法统计。死者多，死法也多。有女学生在宿舍用头撞暖气管而死的，有服实验室的氰化钾而死的，还有吞食火柴头自杀的。

    　　清华大学旁的铁路常有自杀者卧在那里。跳教学楼的不稀罕，爬上高耸的烟囱纵身往下跳的也有。

    　　北京颐和园后山有一棵歪子老槐树，早上时常有一、两人 被发现吊在那里。浅浅的昆明湖，时常有人往里跳，有的人身子插在浅浅的湖底淤泥中，双脚还露在水面上。

    　　风景如画的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成了右派的殉难地。

    　　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 正在苏联开会，自然没有反党言论。但他人还在外国，学校就 造出了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 反党集团」，把他定成了右派。丁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 编写教材的工作，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国内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即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死了。

    　　云南昆明的资本家、政协委员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 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消息传出，他也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了河。

    　　丁则良和汤汝光尚未被斗就先一了百了，没有受罪。有的 人则是在被斗得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不得不寻短见的。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学生江凤英，是核校第一份大字报 《党委在干甚么？》二十二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 校要「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倒 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倒下后喷水也不灵为止。她 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了楼，成为反右的又一名祭品。（注 ２：林学政《阳谋》，引自《从大陆看大陆》一书。林是福建 师大右派学生。）

    　　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为向系党总支部的领导提 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份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 一位共产党员跳湖自尽了。

    　　既能演、又能导的「天才表演艺术家」（中国早期电影艺 术大师黄佐临语）石挥，不久前导演的电影《鸡毛信》在第九 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得过奖，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 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 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管理制片厂的电 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 察局（批准）」也扯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之后， 他登上自上海至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 外的扬子江，年仅四十二岁。 　　去了台湾的文化名人胡适只有一个孩子胡恩杜留在大陆， 他也是无数不甘受辱的自杀者中的一员。胡是河北唐山铁道学 院的讲师，《人民日报》在发文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 胡恩杜两人「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 明胡是「胡适的儿子」。（注３：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胡适是仅次于蒋介石的「大坏蛋」，这样一来， 胡恩杜也就没有活路了。尽管他早在共产党刚进城执政时，就 已经公开宣布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

    　　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学区右派指标缺一个 时，被补入名单凑了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 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不涉意识形态的数学及做杂工。 工资没有，每月仅得十五元生活费。他养不活妻子、小孩，还 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 布：「右派、特务、反革命份子ｘｘ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 ……」（注４：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四十八 页。）

    　　死者听不到斗争会的口号声，但这不等于斗争会就可以免 了。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上海过去的地头蛇 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写了一份大字报，希 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 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著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 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 的斗争，斗争之馀又打扫厕所，这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 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但第二天，设计院礼堂却挂出了横幅： 「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安排下，大会对死者批判 道：「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 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 ……」（注５：见香港自联出版社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印行《鸣 放回忆》一书，小链《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鸣放记》。）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伦生。」自杀成功，痛苦也就消失。 最可怜的还是「自杀未遂」，继续在人间煎熬的。北京地质学 院一个学生，被斗争后爬上了该校的大烟囱。他已打算一踪了 之，可是禁不住校方在下边好言相劝，竟被说服，又爬了下来， 他一著地，当局的好话便立刻不算数。他被逮捕入狱，从地质 学院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了。

    　　年轻的《北京日报》女记者张沪，因为自己、丈夫、父亲、 弟弟都成了右派，过够了在苦痛中劳改的日子，一下吞服近百 片安眠药，打算一了百了，但不幸被过早发现送进医院而获救。 出院时，她与丈夫从维熙去向医院院长道谢。也是女人的院长 当著她的面说：「当时我们不知道张沪是个右派份子，如果知 道的话，我们不会费那么大力气去进行抢救！」说完便逐客， 好像在告诉张沪：「你本该死的。」张沪这位十二年前才十六 岁时就在上海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右派的父亲、弟弟也都是 老党员）的人被党弃如敝屣，过不了多久就因为「自绝于人民」 被严加惩处。她与原为报社编辑兼作家的丈夫从维熙一同被勒 令签字画押，一同上警车，一同成了囚犯。

    　　张沪是个小人物，对中共没有价值，自杀不遂还得坐牢。 广东省工商联副主任陈祖沛（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全国工商 联执行委员）受的待待遇便客气得多。他因被指为「章乃器的 广东代理人」、「陈祖沛右派集团」的头子，在七斗八斗之后 愤而跳楼，幸亏只跛了一条腿，人还活著。由于他是中共建国 初期自香港挟资归国的，中共著眼于仍在香港、海外的大资本 家，便未再对他穷追狠打，保留了他的「政协委员」的资格， 更没送他去坐牢。

    　　自杀并不见得是因为懦弱。有人因为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 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预先寻了死。有 人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有一 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 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 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害儿子，卧了铁轨。

    　　也有母亲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鸣放期间，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秘书吉世林奉谢之命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 女学生林希翎，说谢欲在家中见她。后来接见时吉也在场陪同。 林被指定为「大右派」后，吉也受累落网。老婆离婚带走孩子， 他被遣送老家农村监督劳动。老母亲见此，愤而上吊自杀。吉 从此孑然一身，开始了漫长的贱民生涯。

    　　还有父亲因为儿子成右派而活不下去的。此人名蒋维乔， 又名因是子，是一位气功师，著有《因是子静坐法》。毛泽东 年轻时曾「自信人生二百年」，那是信了这位名气功师的「废 朝食，可以二百岁的理论。一九五七年时，因是子已八十多岁。 一天，他的儿子回到家中，告诉他自己成了「右派」，他当即 说「我不想活」了。转身上了练功的小楼。待他儿子醒悟上楼， 他已安静地死去了。

    　　对于因是子的死，谢觉哉说过一段话。他于一九六○年给 中共另一元老徐特立写信道：「因是子曾来说法，归真返寂已 三年。……一九五七年来北戴河疗养院讲法（即气功疗养）…… 八十一、二岁，估计他还可以活若干年。顷听黄任老（黄炎培） 说蒋老死已二三年了。大概来此说法回去就死了。气功疗养也 不过如此。」（注６：见《怀念谢觉哉同志》第一七五页。）

    　　谢觉哉以为因是子未能长寿，是因为他的气功疗养法不灵， 却没想过他是自杀。但他确实死得蹊跷，那是因为家中出了右 派，子女们不敢张声而已。若非儿子成了罪人，他是绝不可能 这样死去的。

    　　对常人来说，跳楼是最简单的解脱之道。如上海《文汇报》 管理部副主任梅焕藻就是这样解决的。但这并不等于跳楼者一 定就是右派。《中国青年报》编辑戚学毅，自己并不是右派份 子，但他不愿如别人一样，违心地去批判自己的同行刘宾雁。 他不愿「带著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就在批判刘宾雁的大 会现场跳楼自杀。他当然不是死于中共的迫害，但他的死却比 右派份子的死，更深刻地揭示了那场大规模迫害的恐怖。那场 古今罕见的政治迫害，不仅摧残了近百万被打成「敌人」的右 派份子，而且制造了数以千万计的「锈损了的灵魂」。无数人 为了保护自己，明知被斗者是好人也要去打一棍子。这对民族 的戕害，实在要比致数万人于死地的迫害更为深重。

    　　一九五八年春节年三十那天，北京西郊几所大学的右派学 生、助教、讲师接到通知，自带铺盖到某处报到。报到后摘掉 校徽，上车，开到派出所，一个一个按指印。认为自己没犯罪， 拒绝按的则由几个警察架住，扣上手铐，强行按上指印，而后 押上大客车。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端著手枪的警察监视，每个人 必须低头，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车子开进市内的半步桥监狱。 许多学生流著眼流吃完了年夜饭。

    　　十天后，这些右派们与刑事犯一起，在半夜里被解押到火 车站，转运到北京以东一百馀公里的茶淀车站。下车时，四周 房顶上架著机枪，另有一支马队监视著犯人的举动。

    　　这就是著名的清河劳改农场的所在地。以其中的三分场为 例，五百人左右的犯人，大多数是「劳教」的右派，少数是刑 事犯。右派也有个别是「劳改」。「劳改」的没有工资，「劳 教」的则按体力强羽发给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资，再交回十 元饭钱－－严格按照「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行事。

    　　住处是个「口」字型的建筑，中间是空地。四个角上各有 一个岗楼，架著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