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煞。」六百年前，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中初露头角时写的两句诗，可以用来说明反右 风暴尘埃落定之后的局面。共产党一鸣，百鸟齐喑，百花齐被 吓煞，一九五七年夏初那热闹的鸣和放在知识份子心头只剩下了痛和苦。 　　

   「百家争鸣」呢？没人提了。好像大家都忘了共产党是主张实行「双百方针」的。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所说：「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 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察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 （注１：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

    　　因为右派又叫「资产阶级右派」，所以凡右派一律不得鸣、 不许放。不仅政治上不许鸣放，学术上也不准。著名的力学家钱伟长撰写的《应用数学》一书，本已排好了版，现出版社不仅不肯再印，反而要向他索取拆版费。他费了数年心血写成的 一篇关于弹性力学变分原理的学术论文，也因为他的新身份而被《力学学报》退了稿。

    　　当年秋天，巴金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第三期即将付印时，收到了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所在部门的党来信，说那作者「有问题」，不同意发表其作品。主持编务的靳以立即遵命，抽掉了那篇文章，此类做法在中国就此成了惯例。

    　　毛泽东此时必定早已忘了他年轻时在学校面对「言志」的 作文试题所写的《咏蛙》诗：「独坐池城如虎踞，绿杨树下养 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到此时此刻，偌大的中国，的确没有一个虫儿敢作声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北京正是乍暖还寒时节，万名在 反右斗争中过了关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 场举行了一个「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八十多岁的民盟 主席沈钧儒和七十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著长安街向西走， 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 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的背后，八十岁的黄炎培、 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老兵队伍向东走，由年纪较轻的人高举 一个巨大的红布造成的心，上面写著「把心交给党」五个大字。

    　　把心交给党，交给哪个党？这支游行队伍不是属于「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吗？

    　　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甚么误会也不会发生。除了共产党 之外，所有的党派已经名存实亡，没有人会把心交给他们，虽 然这个党派的新首领已经表示要「争取三年内使成员中左派和 中左份子达到百分之八十」。

    　　民盟一九四四年通过的《纲领草案》有如下的条款：「国 家应保障人民身体、行动、居住、迁徒、思想、信仰、言论、 出版、通讯、集会、结社之基本自由。」（纲领「政治」部份 第二条）「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纲领「政治」部份第三条）（注２：转引自日本《民主中国》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页。）如今共产党将民盟的纲领视如厕所手纸，将民盟各级负责人大多打成了右派，如宁夏银川地区四十五个民盟支部负责人中有三十三个成了右派，却没有一个人出来抗议。（注３：一九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宁夏》第一一九页。）应当说，这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如今不会忘记自己的党纲，可是为甚么却一个个都成了不敢作声的虫儿？无他，人要吃饭，饭票在共产党手里。一年前毛泽东说的「不举手就不给饭吃」，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右派们的悲惨下场明摆在那里，谁还敢不把心交给党？

    　　这些新首领其实是替共产党看管「民主党派」。譬如一九 五八年十二月民盟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新选杨明轩为副主席， 以后沈钧儒去世，他接任了主席。其实杨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入 了共产党，比他在民盟的历史长二十年。他于六七年文革初期 死时是民盟的中央主席，在共产党内却只是一名普通党员。但 是八○年中共替他举行骨灰安葬仪式时，覆盖在他的骨灰盒上 的却是共产党的党旗。由此可见，要是民盟也有自己的旗帜， 那也不过是一堆烂布。它的主席既然是中共派去的，其存在也 就可有可无了。

    　　又如历史学家吴晗，一九五七年春天入党，但其共产党员 的新身份却未暴露。反右后，他以老民盟的资格成了民盟北京 市的负责人。有他当管家，民盟北京支部自然不会做逾规越矩 的事了。后来毛泽东在文革中整死他，那是共产党内的事，与 民盟毫无关系。

    　　有那么些秘密的中共党员替共产党照看各小党派，按说毛 泽东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不，他仍不放心，他决心扫清所有 可能怀异心的人。于是又有了「反右补课」一说。这又是毛泽 东的指示。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间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 上说的是「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而当时整风已死，唯 馀反右，因此所谓「补课」，只是中共各级当权派审查、计算 其所辖的部门是否完成了该抓的右派指标数，少一个也要补上。 各级党委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纷纷抓无辜凑数， 把一九五七年没有说甚么话，却又多少流露了几分不满，当时 没有划成右派的人，作为漏纲份子补进新的右派名单中。

    　　没有可靠的数据告诉我们有多少人被补进右派行列，但估 计不会在十万名之下。

    　　如河南省南阳县，本已抓了八百九十二名右派，一九五八 年七月开始「又在工商、文教、卫生界开展向党『交心』运动， 再划『右派』二百七十二人。」（注４：一九九○　版《南阳 县志》第三十九页。）

    　　又如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三年级共一百八十名学生，一九 五七年仅抓了三名右派，可是五八年四月间「补课」却又补了 十八名，而且是经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毫不含糊的。这二十 一名右派占该班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七，大大超过「指标」 。这批右派中有十二名获得宽大，留校改造，每日将自己的 「改造日记」贴在墙报上供人监督批判。其馀的，半数被抓去 劳改，半数被押送新疆去了。（注５：当事者之一与本书作者 的谈话。）

    　　又如哈尔滨一家工厂的青年技术员李嘉亮，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在党内会议上说过「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值得我们 学习的」这样的话。当时没整到他头上，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公安人员突然向他出示逮捕证，将他抓进了监狱。他的罪名是「极右份子」，根据却仅是上述那句话。六年前，李的母亲获准出国定居，正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李嘉亮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打算留在国内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未与母亲同行。他千里迢迢由江南来到北国，不料竟成为二榜右派，被判十五年徒刑。他远在美国纽约的母亲闻讯，几乎哭瞎了眼睛。她将自己在异国给人烧饭所得的微薄工资省下来，每月往中国东北关押她儿子的监狱汇款，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度过了整整十五年。（注６：贾宏图《他从美国回来了》。）

    　　天津二十三岁的青年王宏烈平素爱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学 小品，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查出他发表的作品中有「右派言论」 ，当时未受处理。要「补课」了，党委书记在全体职工大会上 宣布他「拒绝组织挽救，甘心堕落为右派」，罪名中竟有一条 「与（党）支部书记开玩笑」。

    　　三十年代日本在东北成立「满洲国」，颁布了「国歌」。 此伪「国歌」颁布的第二天，哈尔滨多处出现用其谱填了新词 的传单：「九．一八事变起满洲，我满洲变成殖民地，日本强 盗率同走狗，造成傀儡国……」这新歌词，渐在抗日民众中传 开，其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个学建筑的学生、共产党员任 震英。自一九三七年起，他即离开东北，到甘肃兰州以建筑师 职业为掩护，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风、 鸣放时，他是兰州市规划局长、总工程师。反右时没整到他， 可是一九五八年夏天，他从苏联等国访问一回来，就被宣布是 「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开除出党。有幸的是，他未被送去劳 改，因而得以在逆境中呕心沥血，将黄河北岸的白塔山改造成 一个俏丽的山上公园。不过，文革中，他历尽折磨．包括被绑 在兰州大街的电线杆上凌辱示众，根子就是一九五八年「补」 到他头上的右派帽子。

    　　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下属高炉公司（炼铁厂） 有三位工程师，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风之时奉党委之命召集三十 来位工程技术人员开座谈会，给党提意见。由于不提意见便是 对整风不关心，对党不够热爱，被叫去开会的人只得凑出几件 琐事提了提，算是参加了鸣放。不料，会议记录交上去后，党 委认为是反党言论，主持会议的老工程师和担任记录的归国华 侨工程师也就蒙上「记录和整理反党言论」的大罪而成为右派。 那第三位工程师，公司的总工长满开强在会上一言未发，当时 只被告诫要「吸取教训」，免于处分，算是宽大。一九五八年， 鞍钢高炉公司大队人马调到北京，为首都钢铁公司安装第一座 炼钢炉。最初，这位总工长连续二十二天泡在建设工地上，连 绵袄都没有脱过，直到身上长了虱子才想到回家去换衣服。他 正要离开工地时，党支部书记把他叫到工棚里，取出一张纸， 摆在他面前说：「你被划为右派了，签字吧！」惊愕、迷惘之 后，满终于愤愤地抗辩道：我在鞍山做过结论，不划右派，为 甚么调到北京后还要被划为右派呢？」党支书冷冷地答道： 「告诉你，你是漏网的。在鞍山不够划右派，在北京不一定不 够！」随即说：「现在通知你，从今天起，免去你的工程师职 称，撤销总工长的职务，工资降两级，到下面去当工人，好好 接受劳动改造！」从此，满开强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

    　　地质师顾树松，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春风不度」的玉门 油田，但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到了更为艰苦的柴达木。在戈壁滩 上踏勘时，他曾一度迷路，仅靠用自己的小便解渴，走回营地。 这样的热血青年亦是补课中的右派，罪名是「要技术领导不要 党的领导」。（注７：冯君莉《柴达木情思》，见北京《当代》 文学双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新观察》主编戈扬女士躲过了反右的第一波，但一年多 之后终于被网住了，连一直想保她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爱莫 能助。

    　　抗战期间，戈扬在重庆直接受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领导为 中共工作。当沈醉手下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对她盯梢，企图加害 之时，邓及时安排，使她安然潜出了重庆。沈醉丢失猎物，不 明所以，直到近四十年后才知道自己输给了周氏一著棋。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身为政总理，她和邓颖超竟未能保护 住戈扬。这颇像胡风的情形，他们在国民党欲加害于胡的时候 能够用计保住他，到了共产党欲整肃加害的时候，反倒束手无 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