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作品选编：第三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早在一九五五年九月间，即毛泽东和邓子恢就一年内合作社的数目应当翻一番还是翻半番争得不亦乐乎时，毛就已经著眼于下一步，准备将数十户一社的初级社改造成「大社」了：「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何谓之「大」？他后来有个说明：「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人一社」。（注１：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但邓子恢认为大社难以管理，主张一村一社，以百把户为宜。他曾尖刻地抨击主张办几千户一社的高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这样，毛泽东的「办大社」的主张没能马上实现。

　　当时，毛的理论助手陈伯达曾提出搞「乡社合一」，即将农村的基本政权机构乡政府归并到合作社里去，但立即受到了抵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反对，他说，一个社办成那么大，乡社合一，合作社势必分散力量，怎能办得好？农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作社要解决司法问题，这样的社长怎么当？」（注２：参见《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二月号。）这样，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再没有下文了。　　　邓小平以为这只是陈伯达的主张，其实陈不过是代毛泽东发言而已。当时毛没有坚持，只是因为时机未到。而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大跃进的形势已经被鼓动起来，他便再度将「乡社合一」搬了出来，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注３：同注２。）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农村的结构，毛和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有毛泽东撑腰，此时已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就不卖邓小平的账了。他跑到北京大学去做报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这位马列主义权威还写了一篇叫做《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将那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即毛所称的「共产主义的雏形」，命名为「人民公社」，可见「人民公社」这个名词的发明权虽归陈伯达，将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统括成工农商学兵的军事细胞这个概念却属于毛泽东。这是毛从政治需要出发，凭观念创造出来的，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风马牛不相及。

　　基层的中共干部自然有脑子灵的人。河南有个「卫星集体农庄」，本是根据一九五八年三月间中共的成都会议的「小社并大社」的意见由二十多个小社并成的，因为苏联老大哥不用合作社这个名称而用「集体农庄」，便也称自己是集体农庄，至于名为「卫星」则是赶五七年苏联发射卫星的时髦。农庄领导人听到「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即灵机一动，将洋货改为土产，在五八年七月宣布成立「卫星人民公社」，拔了办公社的头筹。（其地名为〔山查〕岈山，故又名「〔山查〕岈山人民公社」，一般文献均用此名。）

　　陈伯达只是纸上谈兵，河南的干部却首创了「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毛泽东大为赞赏，主即指示陈伯达控制的中共中央机关物《红旗》杂志刊登该公社的章程，并下令各省「要好好吹一下」。在各省书记们各自去「吹」的时候，毛又亲自往南跑了不少地方（一有大事，他总是往南跑）。八月九日，他在山东发出了指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样，全国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几乎在一夜之间统统升级、变质，成了囊括乡村一切权力的「人民公社」。

　　这里，毛泽东透露了他决心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细胞的根本原因：「便于领导」。

　　本来，被怀疑为对党有二心的人，已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收拾掉了，凡对「党领导一切」有异议或并无异议但被认为碍手碍眼、不便于领导的人，不是就地监督劳动就是进了劳改场。说党的领导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决不是吹牛。但「反右」运动没有波及农村，而党的领导成问题的恰恰就是在农村。试想那古老的农村社会，虽然每个乡都有党员在主事，但它只有行政权，对乡里的一个或几个合作社并不能全盘控制。社长们不是拿工资的所谓「国家干部」，如果他们不听党的话，乡党支部书记和乡长是很难控制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乡社合一」，一个县就是那么七八个、十几个公社，社长、书记都是领薪水的，都明白「不举手就不给饭吃」（毛泽东语）这个原则，只要党发号召，决无不积极响应之理。过去的高级合作社大致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初级社大致是一个生产队，从行政到生产，连该种多少粮、多少棉，乃至如何种都由公社控制，这样的乡村当然「便于领导」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将这个设想发挥得十分清楚：「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何谓大？「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社最好。」何谓公？「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把资本主义的残馀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注４：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自然会记得五个月前他说过的话：「三年内不减少自留地和私人养猪．．．．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注５：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林铁发言时的插话。」他只是觉得此一时彼一时，说话不必算数罢了。他这么出尔反尔，自己不觉得有何难堪，但周恩来的总理却难当了。因为仅仅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周刚刚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他的增加农业合作社社员自留地和缩小高级社规模的提议（留地增加到总耕地的百分之十，高级社的户数由平均二百户降至一百六十户左右），现在说作废就作废了，政府如何取信于民？中共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一九六一年在自己的家乡上海青浦县调查后写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过去三年中有一些政策变化太多」，以至农民说「共产党的政策条条好，十条有十一条办不到」。明白透灵了中共朝令夕改的情况以及农民的愤懑。

　　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这种说话不算数的劣习感染了全党，以至每当下达前后矛盾的指令时，各级干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计划赶不上变化嘛！」老百姓则在这官腔后面加上一句：「变化赶不上电话。」意即共产党的政策一个电话说改就改，形象地说明了人们对官方的一信任。毛去世后中共改变农村政策，但自从中共将山林分给农民起，农民便一直在大规模地伐林换钱，不肯投资栽树，原因就是怕哪天上面一个电话打来，政策又变了，辛辛苦苦栽树又归了公。「十年不变」也好，「二十年不变」也好，人们就是不信。这是执政者长期失信于民的必然结果。

　　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将中共进城执政后改供给制（按人头分配衣、鞋、食物等实物）为薪水制的做法大大抨击了一番。他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供给制比较平等。」「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按：指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中共装夺权的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现在发明一个东鳎话倏榍故腔岢隼梁骸＃也幌嘈牛敌泄└疲司屠亮耍丛旆⒚骶蜕倭耍跃偷土恕！顾踔涟鸦暗忝鳎骸缚障肷缁嶂饕宓囊恍├硐耄颐且敌小！梗ㄗⅲ叮阂痪盼迥臧嗽露蝗丈衔缂叭丈衔纾贝骱印＃?p> 　　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究竟有哪些内容，他当时没有细说。但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九年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对他「梦想」的「新社会生活」是这样描绘的：「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注７：《湖南教育月刊》第二卷第二号，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七八页。）那时毛泽东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热衷于在长沙岳麓山下建乌托邦式的「新村」。现在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新村」换成了「共产主义雏形」、「人民公社」，内容却几乎没变。

　　要是毛泽东还是选岳麓山下的几个村镇作为他的「共产主义雏形」的试验场所，随后三年的灾难也许会小得多。可惜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控制了国家的毛泽东再也看不上小小的岳麓山，他要把全国都变成他梦想中的「新社会」，而且以为在他有生之件就能实现。他在一九五八年的种种疯狂举动均源出于此。

　　毛在北戴河还说：「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这是弄错了概念。中共打江山时，供给制是有的，共产主义却没有。一九三二年十月，毛泽东被党中央解除在军队中的职务，管物资供给的便不再给他好脸色。夫人贺子珍除了将自己生孩子配给的营养品让给他以外，又不时向当时任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邓子恢讨取一点食物，以改善他的生活，可见当时的供给制已是等级分明了。当然，中共建国以后情形就更不同了。邓小平曾说：「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注８：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也提到「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那些房子，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豪华的程度来说，都与民居有天渊之别。虽然如彭德怀所说那「不是毛主席让搞的」（毛家乡韶山搞的规模很大的滴水洞别墅是例外，那是毛本人让搞的），但毛从来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指示将那些长年空著的「房子」交给地方去「为人民服务」。仅上海一地，为毛建的别墅便圈地一千多亩，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一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一百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恐怕一年不下百万。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建的蓉园一号，也仅在一九五九年住过一次。要是将各省为毛建的房子合在一处，其规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行宫同毛泽东、林彪等中共领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仅庐山一处，毛的房子的建筑面积就是蒋介石那座「美庐」的五倍，而「美庐」也归毛使用，上海那处就更不必说了。要是再想到毛晚年让「妾身未分明」的张玉凤手交三万元人民币给江青以平其妒意，而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年工资不足七百元，人们就可以明白，信仰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在思考「平等」和「空想社会主义」时，并不是将自己和百姓放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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