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山东一带，二十多个世纪之前是齐国，那里有块叫「阿」的地方，在当地父母官「阿大夫」的治下，「田野不辟，人民穷馁」。但是阿大夫专门吹牛，虚报政绩，齐威王一度受骗，后遣人赴阿查明真相，将他下油锅烹了。有人认为齐威王这个一国之君，居然能探明地方官员的劣行，可见很有点了不起。其实，他手只有一个阿大夫在吹牛搞浮夸，要识破真相并非难事；要是下边的大夫们全部向阿大夫看齐，他大概也就被蒙在鼓裹，成为糊涂君主了。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情况就是这样，全国两千馀县，几乎个个都出了「阿大夫」。

    　　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不久，《人民日报》便从六月开始刊登各县的阿大夫们报来的牛皮经。先是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新闻，算是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以后各地逐渐加码，到第二十九颗卫星出现在《人民日报》时，亩产已达七千三百二十斤。以后连地处高原的青海，也参加了这场吹牛大合唱，打出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牌子，镇住了各路好汉。水稻就更神了，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七千、一万、一万五，乃至湖北蹦出了三万七、安徽蹦了四万三的「奇迹」。到了九月份，一行特大铅字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为了说明此数字之不虚，那篇报导特地强调，省委秘书长在场验收，决非小巴拉子们胡吹乱说。至于整个大跃进运动的头号冠军则属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十三万斤，可以说是《人民日报》在历史上留下的最荒唐的记载。

    　 　虽然卫星都是某某生产大队放的，但大队书记还是农民，只有公社领导才是「国家干部」，只有他们才能令手下的宣传干事们编造谎言而脸不变色心不跳。至于调动报社的记者拍新闻照片，公社书记，社长的官衔又嫌太小了一点。真正在各地兴风作浪，将粮食产量几倍，几十倍地夸大的，是那班阿大夫的徒子徒孙－－各县的县委书记们。

    　　八月间，湖北麻城县稻子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消息见报时，《人民日报》特别发布了一幅新闻照片，显示四个小孩站立在田间的稻穗上，照片下的说明是：「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不过，这个奇迹很快又落伍了。一个月之后，又一幅照片问世，其说明为：「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一九五八年八月间，《人民日报》还屡次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传「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条件论者可以休矣！」

    　　一言以蔽之，一九五八年的那几个月中，《人民日报》制造了不知多少贻笑千载的新闻。

    　　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表示他赞成刘少奇六一年关于「这几年的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注１：见《记者文学》一九八九年五月号陈峰的文章。）的说法：「大跃进我们犯了错误，中央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人民日报》要负百分之五十的责任。」理由是「如果当时没有《人民日报》同志的瞎吹一气，我们大跃进的错误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大。」（注２：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北京中南海，与香港《百姓》杂志社长陆铿的谈话。）

    　　这话似乎有道理。《人民日报》这份发行量数一数二的报纸，它推波助澜比共产党通过它的组织散发文件的效率更高，危害自然也更大。但问题在于：谁是《人民日报》？它不是「党的喉舌」吗？既然它不过是中共中央属下的一个机关刊物，而不是与中共平起平坐的什么机构，它怎么配与中央平分责任呢？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说过，「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整个大跃进过程中，毛也是通过《人民日报》来制造「大跃进新形势」的。这裹有个例子。当时山西省洪赵县向中央报告说，将小麦和谷子嫁接，亩产可达到八万九千斤。要是再将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产量将高得无法估量。中共中央对此报告不仅不斥之为无稽，反而大为称赞，转发全国，同时指示「原报可以在报上发表」。（注３：《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五十至五十四页，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六五页。）③所以，《人民日报》不过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充当喉舌而已。说到「瞎吹一气」全国上百份报纸，统统与《人民日报》一个腔调，它们又该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呢？

    　　制造新闻的不光是报纸，还有党的宣传部控制的电影制片厂，尤其是党的一大喉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该厂在大跃进闹得最红火的时候制造了一系列荒唐透顶的消息，比《人民日报》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拍摄了一部《沸腾的广西》。这是一部纪录片，里面有这么一个镜头：一群头戴草帽的农民在割稻子，右边沉甸甸的稻穗上散乱地放著几迭茶碗，一只显然盛满开水的大木桶，桶上写著两个大字：「请茶」。　幕幕上出现这个镜头的同时，画外的解说词是：「罗城县创造了稻子亩产十三万斤的高产卫星。」这部纪录片还有一个同样惊人的新闻：某人民公社「放射了震惊全国的日产铁二十万吨的大卫星」。后来这部片子的摄制者还撰文介绍这个公社：「这是多么了不起啊！他们一天的干劲，等于完成全广西一九五八年全年的产铁任务。」（注４：《电影画报》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部《丰收曲》，其中有湖北某大队的一百七十亩稻子平均亩产万斤，河南某大队大萝卜亩产二十八万五千九百四十四斤的镜头，验收精确到了斤。再加上影片中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亲临农村指导的场面，谁人还敢怀疑！

    　　一九五七年，数以千计肯说真话的党内外新闻工作者被打成「右派份子」，逐出新闻机构劳动改造去了。剩下的不是秋后寒蝉，便是墙头枯草，不可能指望他们在一九五八年挺身而出，历数人民公社的弊端，痛陈大炼钢铁之荒诞，抨击大跃进之无稽。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是饱学之士邓拓，他对大跃进的做法是不满的，但既然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都不能出面阻挡，他又有何本事扭转乾坤？他充其量只能借古讽今，用曲笔隐晦地表达自己的看法罢了。

    　　当年九月间，邓拓的《新编唐诗三百首》即将排印时，他发现了一首无名氏的题壁诗。那诗不见于《全唐诗》，是宋人在嵩山一个寺院里见到，推断为唐诗的，诗云：「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争似满炉煨□□，慢腾腾地暖烘烘。」（「争」作「怎」解－－作者按）

    　　邓拓深夜打电话通知中华书局，说这首诗「非常好」，一定要编辑将这诗放进《新编唐诗三百首》裹去。他显然是欲借此表达自己对「蓦地烧天蓦地空」的大跃进的不满，但他却不能改变做党的喉舌这一既定的办报方针。既然各地报来的数字都有省委作后盾，他是无权扣压不发的。换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勇士，就必定也会把《人民日报》办成世界第一吹牛报的。一九五九年，邓拓因为宣传毛的指示不力，被毛赶出了《人民日报》。随后，饥馑遍布全国，农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饿死，《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指示照样日复一日地高唱「形势大好」的调子，掩盖事实，欺骗世人。说它有错，也只错在只知有党不知有人民而已。

    　　大跃进闹得最红火之时，经济学家薛暮桥已离开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职务，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但秋天召开全国统计会议时，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还是去找他，向他诉苦。他们告诉薛，各省报往中央的钢铁、粮食的数字都是假的。如果他们拒绝上报，省委要唯他们是问；去年反右时已有不少反对造假的统计干部包括统计局长被扣上右派帽子打下去了，他们实在不愿步其后尘，戴著帽子去劳改坐牢。但是如果将假数字报上去，又违犯了统计纪律。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请薛出主意。薛暮桥只得说：「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实际数字。」

    　　二千多年前，齐威王号称为王，其实只相当于当今一名省级干部。我们当代的齐威王们却一个个变成了靠吹牛邀功的阿大夫，中央又不派人去捉他们下油锅，那荒唐闹剧自然愈演愈烈，不可收拾。

    　　毛泽东虽然高高在上，被阿大夫们的报告骗得迷迷糊糊，倒还没有忘记「耳闻为虚、眼见为实」的古训，决定亲自下去看个究竟。八月四日，他跑到河北徐水县，就是那个宣布要「一步登天」的地方，想掌握第一手资料。然而他的马列主义不灵光，还是受了蒙蔽。明明亩产才二百多斤，公社社员们肚子还填不饱，可是县里的阿大夫们却有本事在参观者所到之处的墙上刷上白粉，写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画上大如牛的肥猪和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白菜。他们还有本事将四、五岁的孩子训练得规规矩矩的，一律穿上新衣服，列队欢迎参观者。当被问到吃些什么时，孩子们能异口同声地背诵道：「吃饺子、烙饼。」其实，除了神志不清者，谁都看得出孩子们是在咽著口水撒谎。可是当徐水大夫们告诉毛粮食已经吃不完时，他竟然真相信了，大为兴奋地说：「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注５：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他还兴致勃勃地对陪同的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那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阿大夫们是怎样蒙过毛泽东本人的呢？这很难查考，但是当时各地的「卫星」一般都是这样放出来的：干部下令家家户户卸门板，将一、二十亩甚至三十亩地的稻子紧紧密密地排在一块块门板上，然后集中运到一块一亩地大小的稻田裹。自然，这只能连夜干，否则一天过后稻子就倒伏了。那些点头称许、以为眼见是实的首长们，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许多农家少了门板，这真是一个谜。也许大凡能在乡里当个干部的，多少有点计谋，让下去参观的首长看不出破绽。不过这类把戏也不难戳穿。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机关干部到天津郊区参观水稻亩产万斤的「卫星田」时，见一个小孩坐在尚未收割的稻子上。稍加审视，便发现那小孩屁股底下有一盏灯，进而追问，方知那亩稻子来自十八亩田。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也没有被那些小干部的把戏骗过去。他闻说温江地区有个公社放了颗亩产三万多斤的「卫星」，便亲自去察看，发现那是将几十亩田里的稻子并在一处的结果，戳穿了那个牛皮。只是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不好给下面泼冷水，更不能处分那些造假的跃进积极份子，他只是很婉转地批评道：「像这样搞高产，花很多劳力，抛撒又大，划不著嘛！」

    　　毛泽东本为农家子弟，本知道一亩土地只能打三、四百斤粮。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他接见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社长时曾问：「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回答是一百五十斤，所以他并非不了解农业现状。问题是为何两个月之后他就轻信了徐水大夫的牛皮？据当时的电力部副部长、毛的兼职秘书李锐回忆：五九年七月十一日他在庐山会议期间曾问毛：「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回答说一位科学家写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办到，所以他相信了。毛早年在湖南读师范时对自然科学课程不感兴趣，「没有好好地去学」（毛三十年代对艾德加．斯诺的谈话），四十年后他轻信了那位科学家，因此受到惩罚。至于那位那位科学家，相信毛对李锐说出了名字（大约李锐不欲揭人短而在回忆中隐了其名），这是著名的流体动力学和导弹专家钱学森。他在全国发行的大报上撰文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亩产就可能达到四万斤。（注６：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转引自谢春寿《大跃进狂澜》第六十五页。）由于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竟然使一向鄙视知识份子的毛泽东误入了岐途，令人为之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