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的庐山，同两年前一样的美。山峦、嵯岩、松木、溪流，一切都是老样子。像两年前一样，中共中央又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一次鉴于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国家面临著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的心情与两年前大不一样了。在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说：「一九六○年下半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压我？压我两年了．．．．」（注１：《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三页。）这倒是实话。六一年时，他的确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尽管别人并没有去压他。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已操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手里。毛虽然不愿召开党的九大，退休去做名誉主席，可是他是还有了一份倦意。与人奋斗虽然其乐无穷，可是一旦成为输家，也就难免有英雄未路之感。他没有亲近的朋友可以吐诉衷肠，却又像普通人一样需要有个吐诉的对象，于是他在庐山便对身边的一位保卫人员谈起了他的「三大志愿」：一是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二是邀请一个地质学家、一个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骑马对黄河、长江两地进行实地考察；「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批评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稳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注２：《人物》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第九十一页。） 　　

   毛泽东叹了气，显然颇有些伤感。一九六一年八月他在庐山说这番话之前，一定已经考虑过中共中央请他退休的可能性。了此三愿固是人生一大快事，但以他的性格来看，要是真的被迫退休，骑马去游黄河、长江，写部自传倒还可能，沉到社会底层去搞几年实业则绝对不会。他是个叱吒风云的人，他不甘心这样平淡地结束他的一生。他意识到了这种结束的可能，他要抗拒这种安排，他决不打算实践它。这就是为什么他只对一位普通警卫人员而不对党内同僚说这番话的原因。

    　　可惜的是，一方面他自己抗拒这种安排，另一方面刘少奇又缺乏勇气和远见去促成它。毛泽东捱过了一九六一年，退休下台的危机已经消散，他便再也不谈那「三大志愿」了。以后便是毛步步进逼，刘步步退却，直到文革爆发。动乱十年，一场浩劫，无数人自杀，无数人被杀，死者名单上头一个就是刘少奇。至于毛泽东本人，要是六一年时主动缺去党主席的职务，尽管制造两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已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最大的罪恶，人们或许还会给他一个「好心办坏事」的结论。但是他接著又导演了文革，制告了一场浩劫，他那视人命如草芥的专制本性已暴露无遗，「人民大救星」的外皮被剥离殆尽，人们只好将他列入古今中外坏统治者的队伍里去了。以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大规模的经济灾难、大规模的饥馑为特徵的毛泽东时代，将长久地被我们的子孙谴责、诅咒。

    　　抗战期间，中国失去两千万人民，结果是日本投降，民族翻身。三、四年后，中国又失去数百万人民，换来一个共产党政府。又过了十年，一场人祸使中国再度失去两千万人民。要是这两千万生命的代价能使全民觉醒，齐声呼喊「毛泽东的路子走不通」，赶他下台或者逼他改弦更张，那么也还可以说我们的人民没有白死。然而，两千万条生命换来的却是句「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的豪言壮语。两千万生命不仅没有使毛泽东清醒，反而使他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又再度葬送了百万人的生命。这一回，人民的鲜血倒没有白流，多少换来了一点「自由」，换来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顽强地推行其「一大二公」模式的社会主义，把几亿农民的自由夺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制造了历史上战争以外最大的人祸的毛泽东终于成了输家。他的「三面红旗」随著文化革命的可耻失败而被人民抛弃，变成了博物馆里的历史名词。不过，他的「思想」还在「坚持」，他的遗体还要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好像是叫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就在离他躺著的地方不远的天安门城楼上，他一手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革命。

    　　如果再继续写下去的话，那就该是另一本书《浩劫》的内容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