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有意缩小了打击范围，实际「整倒」的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

   　　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Ｒ·Ｊ·Ｒｕｍｍｅｌ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笔者相信应在二百万以上。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

   　　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有个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这「横扫」，肇始于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这时，牛鬼蛇神还只限于「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譬如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已无冤无仇的人，要有精神支柱，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份子」头衔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谢富治在会议上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安公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

   　　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他们将打人提升为「红色恐怖」，而就在这批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被打死的各类「份子」数以千计，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于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譬如广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持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

   　　六月中，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

   　　全国性的武斗起于六七年新疆。一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但军队不能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围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今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八十五人，其中打死四十七人，武器走火死亡十二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十三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三十四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三千三百余间，死亡七百八十四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残废。

   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县双方共战死一百九十一人。

   　　有的地方群人组织间的武斗引起地方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譬如宁夏，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二十七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阳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残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队被说是要叛国，军队进行围剿，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自杀二十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除了有些头头被枪毙以外，更有相当一批人死于『修理』或『退火』之中」。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老百姓。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武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如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宝山县「清队」，「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队」时「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