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早晨，人们读到当天《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人们还以为还是老一套，要横扫的是「地、富、反、坏、右」。等到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抨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全文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又「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重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心时事的大学生们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仅仅是「地、富、反、坏、右」，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大学的党委书记们也在那个「一切」之中。北京大学党委瘫痪自不必说，全市乃至全国的大学都立即沸腾起来。运动来势凶猛，各省、市委为了应付中央，也为了保护自己，纷纷丢车保帅，抛出一些干部，说他们是「走资派」，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当其冲，各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便成了运动的头一批斗争对象。　　

   八、九月间，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在调查该校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时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的问题时，发现三十年代中他曾坐过国民党的牢，于是他们着手追查高的历史。因听说高在牢里生病时，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曾喂过他饭。而杨是一九六四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下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便去北京，找到了杨献珍。经过「七审杨献珍」，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他们曾填写「自首书」、刊登「反共启事」出狱的情况，并说出一同出狱的人名：薄一波（一九六六年时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下同）、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赵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等，全是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这对打倒刘少奇无疑提供了一个重量级的炸弹。尽管杨献珍再三对他们说，他们当时是假自首，是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那么做的，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红卫兵却不理会那一套。坏蛋抓得越多越光荣，他们根本不相信毛泽东会同意共产党员向敌人假投降。所以薄一波等人一定是叛徒无疑。十一月初，他们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到处宣传他们揪出了一个大叛徒集团。在给周恩来的信里，他们写道：「这是个庞大的叛徒集团。他们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涉及面很广，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议党中央立即成立专案组。我们要协助党中央把这个叛徒集团铲除净尽！」（１）　　

   红卫兵绝未料到，他们出动几千人次、奔波一百多万公里而终于调查清楚的「叛徒集团」，对周恩来根本不是新闻。收到南开大学红卫兵的报告，他并没有予以重视。当时，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红卫兵「炮打」的对象，他没有时间一一向他们解释。　　

   要是前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不死，事情就会简单得多。因为这个案子是他一手操办的。一九三六年春，他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向新上任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提出一个问题：日本可能占领北京，而北京的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中关押着一批党的骨干，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若日本人占领平、津，他们可能会被杀害。而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宣布，在押的共产党祗要写一份自首书，表示放弃共产主义，出狱後不再从事中共的活动，便可释放。柯建议，让他们按国民党的要求，办个手续出狱。为了营救这批同志，刘少奇同意向中央请示，并通过秘密管道通知狱中党支部。柯庆施通知北平市委负责人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和徐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由也在北平陆军监狱被关押过、并担任狱中党支部书记、因病被保释的孔祥祯（第一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写信，让他们「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狱。　　

   信件经魏文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等递给北平军人反省院同情共党的看守班长牛宝正，转交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的支部书记薄一波。起先，薄等怀疑那是国民党设的圈套，没有执行。（２）他们又担心写「自首书」出去後，会被指为叛徒，遂提出三项要求：自首出狱的责任要由党负责。自首出狱後不受歧视。自首出狱後要按正式党员分配工作。刘少奇接到狱中同志的要求，立即给当时在延安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当时中共没有主席，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後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收到刘少奇的信後，召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开会研究，决定让那批干部出狱。据张闻天在文革中写的交待材料所说，刘少奇「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做的。我……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３）　　

   确认已获中共中央批准後，除个别人认为那是向敌人投降、拒不执行之外，六十一个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集体办理了自首出狱手续，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至九月二日的《华北日报》刊登的由杨献珍起草的「反共启事」是他们与国民党监狱当局几度谈判、妥协修改的结果，取消了原来「启事」中「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字句。全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华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後绝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末尾署名者为徐子文等。徐子文是安子文的假名。在「反共启事」中，他们全都用了假名。　　

   签署自首书、刊登启事是换取释放的一种交易，反正获得自由後国民党再也抓不着他们了。那六十一人出狱後，还是出生入死地为共产党工作，其中十人在抗日战争和随後的国共内战中牺牲。真正脱党投敌者仅有两名，一被中共处决，一被管制。（４）　　

   当时，在「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干部大多赞同刘少奇的「假自首」政策。如黎玉一九三六年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後便提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需要大批干部，要营救监狱中干部出狱。」「狱中人可以发表宣言，拥护韩主席（引者注：国民党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在韩主席领导下抗日，拥护国民党政府，拥护蒋介石。」「报上发表反共宣言是陈词滥调，登不登报没啥关系。」（５）于是，几十名重要的共产党干部走出了山东「自省院」。　　

   全国各地都有共产党员用「自首」、刊登「悔过启事」的方法走出监狱或反省院。以从山西太原和江苏苏州获释的为例，除死去的如王若飞（一九四六年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失事遇难）等，大多在建国後成为高级干部，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龚子荣、全国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刘岱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薛向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王卓如、国务院二办主任徐迈进、国务院六办主任李浩然、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劭文、山西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郑林、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建工部部长刘裕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化工部副部长梁膺庸、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江苏省副省长管文蔚等。　　

   薄一波等出狱後，柯庆施曾对他们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柯是政治局中除林彪外最受毛泽东倚重的成员，若不是他突然于一九六五年春病死，一定会成为毛搞文化革命的主要助手。而他虽会死心塌地地帮毛搬倒刘少奇，却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大作文章，「刘少奇叛徒集团」也就不成立。可能毛泽东也就不会想到最後用「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来扣死刘少奇，文化革命的历史也就要重写了。　　

   差不多在南开大学红卫兵追查「叛徒」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学红卫兵在追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问题时也发现，在《华北日报》刊登「反共启事」的「刘华甫」就是刘澜涛。整个省城马上炸了锅。红卫兵来势汹汹，刘澜涛无所适从，以西北局的名义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向周恩来紧急请示。对天津红卫兵的报告未予重视的周恩来，接到西北局的报告後，才觉得不表态不行了。他於二十四日拟写了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批复：「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６）　　

   中共高层对「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说之荒谬知之甚详。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在延安主持会议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毛泽东是持赞成意见的。在文革中被关押时，薄一波就出狱经过写过一篇自述：「两位红卫兵要我写出草岚子监狱（即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情况和我一九三六年出狱的经过。我考虑过了，认为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写清楚，公诸大众。」他知道红卫兵後面是中央专案组，他写的材料将会送交中央，因此详细写了约一万五千字。他承认「登《启事》是事实」，接着将被捕经过和在监狱里与敌人斗争、最後办手续出狱的情况一一写清。最後写道：「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到延安学习，……毛主席找我谈话时，我将这一段监狱生活和出狱经过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当我汇报我们是执行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登了《启事》之後出狱的，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後来，主席让我把这次出狱的人开个名单，我写好後送给了主席。主席在这个名单上写下了：『北方出狱干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写出，存。』」一九八○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查出此批文，证实了薄一波所言。（７）一九四三年薄一波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汇报时，任也对薄说此事「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後让你们出来的。」（８）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听取周仲英汇报後，再次说：「这件事我知道。」（９）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还将那批出狱干部的名单列出，交给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备案。（１０）可见这事在党内早有结论。　　

   在拟就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批复信後，周恩来赶紧将他的批复件送毛泽东审批。他相信毛会同意他的意见，便同时给毛写了封信，说「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１１）　　

   一收到周恩来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文件，毛马上签字批复「照办」。（１２）其实，两个月前的九月十六日，康生曾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狱时在报上登的「反共启事」的影印件给毛看，并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那时，毛对康生的说法不以为然，没理睬他。（１３）可见，当时毛泽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的打算。　　

   周恩来刚发出给西安的回电，又收到了吉林省委的急电。因长春的大学生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处得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里的「罗林详」就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林的化名，於二十五日贴出「赵林是大叛徒」的标语。二十六日，周恩来让中央办公厅发电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三十日，周恩来再次发电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让他们转交致吉林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即吉林师范大学，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改名）「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王秋红的复电，重申二十六日的电报内容，并指出「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发传单、涂写标语。」（１４）他还打电话到沈阳，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并要宋依照他的话回答红卫兵：「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１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