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明「文化专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其实，共产党里嗅觉灵敏的人已经抢先行动起来了。譬如山西省会太原，四月间中共新派去一个市委书记。他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迹：「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祗保留十几处，其馀通通毁掉。」据作家慕湘记述：「芳林寺，一个上午全砸毁了。省文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去，拾回一包泥塑人头，含□眼泪送给我看。晋祠本来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为了陈列东方艺术而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我见了急忙跑回住处，拉来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同志，才把一个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从斧头下抢救出来。」(1)

   ◎中学生发起「破四旧」运动

   　　共产党领导的学校，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后，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2)广为流传。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干部子弟们，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不曾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老师打腻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毛泽东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毛泽东「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谍——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3)

   　　次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们荣登天安门。集会到下午才散，除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第一○一中学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外，当天红卫兵们没做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反动派。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他们是强盗，重的是一个「钱」字。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4)

   ◎一千万户被抄家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5)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6)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例如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7)浙江嵊县，八千馀户被抄。(8)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9)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10)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馀册。(11)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后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馀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却认为刻瓷艺术品也是「四旧」，把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抄家高潮中，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12)于是，全国大抄家之馀，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后，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13)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馀年在全国搜购，曾徵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4)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