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作品选编：第一章：甫执政强制改造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临死前不久，以一个八十二岁老人的衰病之躯，向全国发布的一条「最高指示」。在他统治国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个又一个靶子，掀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永无休止的斗争循环之中。接连不断的斗争运动，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中。而首当其冲被当作斗争对象的，几乎总是中国的知识份子。

一九四九年中共的队伍打进城市执政时，大多数知识份子没有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他们选择留在大陆，并非因为服膺马克思主义，而是由于对新政府抱有希望，愿意为国家效力、为社会服务。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一旦执政，一般意义的国家、社会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专家、学者、教授、工程师、医生则几乎全部有了新的身份－「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所以，他们的厄运几乎就在那时开始了。尽管那时就受到迫害的知识份子的人数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却是那场历史上空前的大迫害的前奏。要弄明白百万知识份子怎么会在五七年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不能不看看在那之前毛泽东和中共做了些甚么。

让我们从五十年代初谈起吧。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共产党宣布「解放」了全中国。在这之前，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将未摄制完成的电影《武训传》的底片藏起，未让厂方带到台湾。他们将这部未完成的片子献给新政府，并在新政府的支持下于一九五○年完成了摄制。

一九五一年二月，该片导演孙瑜给政府总理周恩来去信，表示已遵周的指示将电影修改完毕，希望周「于日理万机的馀暇，赐以三小时的审映」。孙瑜当日即接政务院通知，将影片带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去放映。一百多位中共中央的首长看了这部片子，给予不少掌声，总司令朱德还特地与导演握手道：「很有教育意义。」①（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见《中国电影时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六日、十三日。）

但几天后毛泽东将片子调去看过，情势就突然变了。他指责该片宣传「投降主义」，并通过《人民日报》下令：「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出严肃的公开自我批评。」由此把这部电影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本来，武训这个历史人物并非金体中国人的楷模，他的身上不过比常人更集中了教育救国的精神罢了。作为失学的贫家子弟，他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这是无可非议的。至于他为募集捐款，为博取有钱人的施舍，不惜侮辱自己，甚至伏地学狗叫，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亦无可厚非，说这种行为不足为训、不值得提倡，也还算是公允。武训本不是个革命家，他不过以为读书识字的人多些，世道就会变好罢了。对于作为历史人物的武训，毛泽东当然可以有他的看法。他不喜欢电影《武训传》也不是错，这本是个文艺与学术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偏从政治、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武训「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把武训扫进了反动派的队伍。在毛眼裹，从来就没有纯学术问题。所以他一声号令，就把批判武训和《武训传》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查禁电影《武训传》只不过是事情的开头。毛泽东将因身份欠佳而不能明媒正娶、党中央政治局明令不得插手政治的江青解放出来，兴师动众地去山东实地调查武训的历史，弄出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记》。

　江青与毛结婚十多年，一直被冷落，这回得到了露一手的机会。她率队到达武训的故乡山东省堂邑县。当地人本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当地县长一知道人「李进」的那个人就是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就不敢再对武训说好话了。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武训，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从未干过恶事。他一生要饭办义学，没给自己盖过房子，舍不得在自己身上多化一文钱，最后因病中吃了别人抛弃的霉烂药丸子而死去。但江青却在调查报告中将武训描绘成「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一时间，全国上下雨骤风狂，电影局长被撒职，凡夸奖过此影片的头面人物，包括周恩来在内，都被迫作检讨，著名学者郭沫若也在报上公开发表检讨文章。与此同时，数万文艺工作者被迫进行自我批判。由此开始，文艺界进入了遵命时代。

　　由于全国的新闻宣传机器一起开动，大小报刊同时咒骂武训，以至有人以为哪里又抓出了一个名字叫「武训」的反革命份子。为了为衬武训的反动，江青的《调查记》又将上个世纪造反不久便被朝廷招安、反过来帮当局镇压农民起对、只因靠山在朝廷失势才又重归山寨、最后遭官兵捕救的宋景诗的历史加以涂改，抹去他为清廷当犬马的经历，将他改塑成一个农民英雄。随后，剧作家陈白尘「奉命创作」（陈的自述）电影剧本《宋景诗》也就成为《武训传》的对立面而当作革命的样板，占领了全国的电影院。

　　十几年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江青派人将《宋景诗》的导演郑君里抓去整死，武训的尸骨被掘出，游街示众。中国的文化人在文革十之八九被斗得死去活来，溯源而上，一直可以寻到当年这场批判武训的全国性运动。

　　事情还不止于此。由于武训成了反动派，中国著教育家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安徽歙县人）竟也隔代连坐，被全盘否定了。

　　陶行知推崇，武训在农村兴办义学的精神，于一九二六年辞去东南大学教务长职务，邀集一批志士仁人，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实验其「教、学、做合一」的主张。「亲民亲物亲赤子，问古问今问未来。」他脱下长袍马褂，穿上布面草鞋，成了一名「挑粪校长」。

　　由于学校师生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称该校为「造反学校」。一九三○年十月，蒋介石要陶行知开除「赤化」学生。陶拒绝后，当局封闭该校，并逮捕、枪杀了十几名该校学生（共产党员），陶也不得不一度流亡日本，只因杜威、爱因斯坦等世界知名学者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蒋取消对陶的通缉令，陶方得以回国。

　　陶行知十分赞赏武训以乞丐之身开办十几所义学的事迹。他提倡「新武训精神」，并亲身实践了二十多年。

　　综观陶氏一生，即使不是共产党的战友，也可称个同路人。一九四六年，著名学者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陶对友人说：「我等著第三枪。」不久，他因脑溢血去世。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他「　一个无保留地跟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唁电，称他「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另一位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甚至题了「当今圣人」四个字贴在陶的棺材上。②（《人物》一九八○ 年第四期第十九页）。

现在，由于批判武训，推崇武训的陶氏也就遭了殃。因为他主张「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所以也就成了猛烈批判的对象，罪名同武训是类似的：「改良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救国」、「世界观的改造没有完成」等等。他甚至被说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敌人」，好像当初毛泽东和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看成好人。陶氏本人早已入土，不会因此而受罪，但他所培养的子弟却遭了殃，三十年不得翻身。

　　另一个具有与武训类似经历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及其子弟的遭遇就更惨了。晏氏一九一八年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旋赴法国为欧战华工创办识字班。一九二○年归国后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并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率领有理想的人士深入农村，本著「与平民打成一片」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地为劳苦大众服务。一九二八年他赴母校耶鲁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在美奔走呼号十个月，募得五十万美元（一说十五万美元），全部用于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建设事业。一九四○年，在抗战大后方，他又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无比艰苦的条件下，他仿效武训，沿门托钵，募集办学经费。他以办学的实绩赢得人们的关注、解囊，不必像武训那样以作贱自己来换取人们的拖舍，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教育教国的精神却是与武训相通的。晏氏也不想触动国民党政权的「一根毫毛」，他毕竟不想做革命家。但这决不等于他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在一九四三年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四百周年的大会上，晏氏与爱因斯坦等人并列，被国际学术界评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

　　一九五○年，晏氏在美国受聘为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但他留在国内的事业却被当成了异端：他手创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他在抗战期间历尽千辛万苦支撑下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被定为「反动学校」，学院的院长魏永清则被定为「反革命份子」（三十年后方被「宣告无罪」），学校师生受到株连，成了批判对象。

　　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在眼看著自己在祖国的事业被摧毁、有家归不得的百般无奈之下，于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大革文化命」的时候，到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为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培训了大批乡村建设人才。

　　毛泽东死后，当年主持批判《武训传》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乔木在「陶行知研讨会」成立大会上否定了这场批判。他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③（引自香港明报月刊一九八五年第十期第九页。）但他对于毛开创的把对一部文艺作品的争论演化成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做法却讳莫如深，似乎那只是孤立的个别现象，只是一场可悲的误会罢了。

　　其实，从共产党的原则来看，那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陶、晏都不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信徒，他们是在中国近代百年屈辱、百年积弱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了教育救国这一药方的理想主义者。共产党执政后如果对异己的思想加以容忍，任他们及其弟子继续其平民教育事业，则他们向几亿农民灌轮的，必然只是文化知识而不是阶级仇恨，而且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宗旨与中共斗地主的政策亦格格不入，无法协调。「平教会」要借助中国农村唯一有文化的地主、富农的知识和财力，共产党则需借助无文化的农民将地主、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而彻底消灭。如果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学院的毕业生散布到全国农村，无疑会妨碍中共农村基层组织执行其阶级斗争政策，所以中共不能容忍那两支队伍存在的理由也就不解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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