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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 文革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只是报纸的宣传话语,一种形象化的口号。“清理阶级队伍” (简称“清阶”或“清队”)才是正式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语言。“横扫”与“清理”异曲同工,而一九六八年“清阶”时的“红色台风”,更甚于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一九六八年中共中央指挥下的“清理阶级队伍”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协助进行的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阶”不仅使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一九六六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为相形见绌,甚至也比红卫兵高喊“红色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更为恐怖。 打倒刘邓後,收回“民意”牌 共产党的宪法倒写明了,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但那是做做样子的,中共执政十七年,从来没实行过。 早在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就有人贴过这样一张大字报:“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当然,写这张大字报的人被送进了劳改农场。 到了一九六六年,为了扳倒其党内的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才有限度地给了人民一点写在宪法上的自由,给了人民一点集会、结社的自由。他允许人民成立组织,许可民间出版刊物。那并不是为了实施宪法,还政于民,而是为夺权而实施的权宜之计。 尽管对人民的控制只放松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台还是共产党垄断着,毛泽东也看到了允许人民结社成立组织的後果。对人民的控制只能放松一时,言论出版自由绝不能长期实行。只要打政敌的目的一达到,他就要把给人民的那一点自由收回去。所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他开始转移斗争矛头。 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 ]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後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而且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产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从那之後,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 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毛泽东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造反派苦斗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後,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 六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後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馀孽”。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 因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峻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此後,“清阶”即成全国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阶”的主要对象。 共产党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毛泽东依靠的还是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他本身就是那个系统的一员,没有那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和军队控制社会。一切都是旧的。唯一的新东西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阶级宣传队”。 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了。又轮到姚文元替毛泽东阐述其思想了。他的文章名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党领导一切。党又胜利了。工人是点缀品。工人在“工人阶级宣传队”里是跑龙套的。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主要头目迟群、谢静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才是这场“清阶”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遍布全国的“红色恐怖”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 ]这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 譬如云南思茅县,从1968年开始的“清阶”历时两年,全县干部一半被划为各类“分子”:叛徒72人、特务24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16人、地主86人、富农3人、坏分子72人、右派31人、历史反革命82人、现行反革命145人。[ ] “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类人”。被归於“××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政治、经济大扫除” 台风最大十二级,可是江苏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後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湖南攸县的口号是“横扫政治垃圾”,六八年九月在县城召开大会批斗、挂牌游街;全县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馀人。[ ] “红色台风”:第二次抄家 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地改革”时已被没收,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已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馀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 ] 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扫出白银二千五百八十五两,银一万五千两……”[ ] 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三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六十人被关押,一百八十三户被封门抄家。一九六六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乾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 ] 甘肃庆阳县“深挖底财”、“金银大扫除”。5,062人被“揪斗和实行群众专政”。[ ] 1968年九月,湖南邵东县用两个晚上“全县统一行动,绑走所谓坏人9,243人,查抄财物折人民币71万元。”[ ]醴陵县在“刮红色台风”中,“大清查,大批斗,抄家7,824户。”[ ] 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287,885元。没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 ] 这场全国性的“二次抄家”延续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年,广西阳朔县还组织了两万三千多人的“大清查”队伍,查“二十六种人”,共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现金、黄金、光洋、银毫、银器、宝石玉器、手表、自行车、收音机。[ ] 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 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小城市枣庄在“清阶”中被抄家的就有五千○十四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四百多人被抄家,抄家过程中造成十人死亡。[ ] 掌权的军人是指挥者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更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巩固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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