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有一阵，毛泽东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修正主 义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霍查可 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连霍查也不算数了。于是他成 了天下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指责别人是「修正主义者」，主要是别人或多 或少放弃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立场，而他沉 缅其中，以斗争为乐，以革命为荣，至死也不改变。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毛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 的归纳，也是他那本「小红书」里为中共理论家引用得最 多的语录之一。

    　　秦未无产者陈胜、吴广，汉未贫农子弟白莲、黄巾， 都是为前朝官吏作嫁衣裳。五胡乱华，同劳动人民更不相 干。唐未黄巢有《咏菊诗》一首传世，应是读书人，但也 还算是农民领袖；可惜血流三千里，最终白干一场。宋亡 于蒙古，汉人沦为三等公民，但地主和农民、百姓同父母 官的关系并没有颠倒过来。元未朱元璋，标准无产者一个 ，可他当了皇帝，连他家乡的穷人也没有沾上光。「自从 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两句花鼓就是明证。 他的无产阶级战友们几乎个个满门抄斩，连八竿子打不著 的亲戚也一并拿去砍头。堂堂中国几千万无产者，除朱氏 一人，谁也没有获得胜利。明未李自成，才过了几天皇帝 瘾，江山就丢了，全体无产者空观喜一场。清未洪秀全定 都南京，号称太平天国，但天下尚未太平，内部就开了锅， 成千上万地杀人，杀的全是阶级兄弟，他造反倘若成功， 也不过是另一个朱元璋，除了将孔子牌位砸掉换上耶稣基 督之外，他与大清皇上并无区别。洪氏弄了一百零八个妃 嫔，算是他个人的「战利品」，而他给老百姓下的圣旨是 「照旧缴粮纳税」，所以「胜利」与百姓们是无缘的。

    　　农民造反，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催生婆。而新朝代的当 权派每每重奏前朝曲，对旧官员多采用安抚政策。新旧官 员似乎天然就是一家。北周「总司令」赵匡胤陈桥兵变， 成为大宋朝太祖皇帝，可是三位旧朝正副宰相照旧高踞庙 堂便一例。受剥削阶级的成员欲获得个人胜利，或者上京 赶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者上山落草，然 后让朝廷招安，混个一官半职。至于说两千年来究竟哪个 阶级胜利了，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谁在乎朱元璋的阶级 身份呢？

    　　但这都是西风东渐、马克思的学说传到中国之前的老 皇历。一经阶级斗争新学说的解释，新旧政权的更替，就 有了全新的意义。「一些阶级消灭了……」毛泽东开创新 朝，执掌政权二十七年，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一条。

    　　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曾就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再 图巩固政权的旧朝，或者借助农民起义成立的新朝，是否 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展开过一场辩论。此一难以说清 的问题，被毛泽东一语了断；「只有反攻倒算，哪有甚么 让步？」（注１：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 州对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的讲话。）

    　　历史上新皇朝甫建立，新政权的统治者需要收买人心 为本，以怀柔政策为首务。为使人民休养生息、增丁添口 ，也必得薄徭役、减税赋。譬如唐朝初年将土地分配给农 民，与中共的土地改革相去不远。又如清朝初年，湖广填 四川，并招抚流民，安置士兵，一律给田耕种，新垦土地 一概免赋。又废除明代一切苛捐，滋生人口永不加赋。 （注２：四川《井研县志》一九九○年版第二页。）这就 是所谓「让步政策」。

    　　可是毛泽东从史书中看不到这些。他只看见「阶级斗 争」。他一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镇压，不承认世界上就 是有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利的「让步政策」。具有如 是的历史观，他上台执政之后，便把镇压「阶级敌人」看 得比甚么都重要。由于胜利来之不易，他那「镇压」的心 态也就份外强烈。一直到二十年后，他在文化革命中将国 家主席、他的湖南同乡刘少奇残酷地整死时，所持的理由 还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其实，为中国旧政权服务的人员是十分庞杂的。国民 党政权早期是一支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优秀青年组成的 队伍，后来腐化堕落了一大批，但在抗战中又吸收了大量 民族精华，尤其是在共产党势力薄弱的南方诸省。譬如四川省井研县，全县人口仅十馀万，成年男子中差不多每三个人便有一个参加国军抗日，一万一千多名将士大多数为国捐躯，战后仅五十三人退伍返乡。（注３：四川《井研县志》一九九○年版第三页）

    　　那些为国民党政府服务过的人，在抗战胜利后随即开 始的三年内战中，许多人或对共产党不了解，或者尚来不 及思考国共双方的是非，便成了战场上的俘虏，或者被逃 往台湾的政府抛弃，束手就缚。为振兴中华计，优秀人才 参加建设，一定得益匪浅。然而，毛只信「一些阶级消灭 了」那一套，只信「反攻倒算」，于是玉俱焚，使中国这 个遍地文盲的国家不知损失了多少人才。

    　　譬如南方诸省，由于「过多杀人和乱杀人」，叶剑英 主持的中共华南分局不得不下文件制止「乱捕乱打乱杀的 错误」。（注４：一九五○年出版的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 编《干部学习资料》第二辑，转引自丁望著《华国锋纪登 奎和新起的一代》。）但杀了的却再也不能复生了。例子 俯拾皆是，这里不妨列举几个。

    　　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 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 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他一 度被誉为「民主人士」，可是共产党要「镇压反革命」了 ，他就成了反革命，被乱棍活活打死。

    　　河北人冯谦光，早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一九三五 年任山东临淄县长后，查烟，禁赌，肃匪，在全县兴办小 学，普及国民教育，又自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很做了一 些好事。他在一九四一年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济南狱中， 直到日本投降才获自由。一九四九年中共接收傅作义控制 的北京城，傅的人马均作为收编对象，其中包括冯谦光。 可是冯却于一九五一年以「反革命杀人罪」被捕，一直关 了二十多年，直到他快死了才宽释。

    　　东北伪满东安省军医院一位主任军医回健人，一九四 五年八月听到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即集合队伍宣布起 义，击毙日本人院长，率队奔向苏联。东北光复后，他回 到祖国。当时中国由国民党执政，这个爱国者便当然地认 为加入国民党才能更好地为国效劳。他组织了国民党东安 支部，自任书记长。但随后国民当接收大员的劣迹使他对 那个政权彻底失望。经与中共地下党联络，他于一九四八 年穿越对阵的国共两军的防线到了共产党的那一边。但是 解放后，他却因抗战后那段历史而被定为阶级敌人，名列 待消灭的一批人之中。只是在死刑宣布执行之，他出主意 帮监狱改善了卫生情况，监狱当局为使用这个人才，将死 刑改为二十年徒刑，他才逃过了这一劫。（注５：一九八 六年五月十一《人民日报》海外版。）

   第一个将咖啡引进中国并种植成功的一位印尼华侨， 平生致力于创办咖啡农场，只因在旧政府任过官职，便以 「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直到二十年后瘐死狱中。

    　　中国以农业立国，两千年间虽然战乱频仍，但诗书香 火绵延不绝，因为大多数读书人都在乡村。他们要研究诗 书，就不可能自己去种田，多少要出租一些土地。所谓诸 葛亮「躬耕于南阳」，其实也是雇人去耕的。所以自古以 来，中国农村的知识份子几乎都与地主、富农沾一点边。 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干他们的事，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这 次「新中国」的执政者却以阶级斗争为己任，读书人也就 难逃被「坑」的命运了。

    　　江苏南汇县年近七十的读书人苏局仙是一九○七年清 廷废科举之前考取的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他除了日军占领 时期回乡念佛之外，终身未离教鞭。可是因为家里有几亩 地，也被定为「地主份子」，家业被分。幸而他被「宽大」 ，只是被管制监督劳动，未被镇压，活了一百一十一岁。

    　　诸葛亮茅庐所在河南省南阳县，一九五○年便枪决了 一千一百多个「反革命」。（注６：《南阳县志》一九九 ○年版第一○五页。）由于中共至今仍说它是「依法」杀 的人，我们无从估算其中有多少是被坑的「儒」。但从别 处的例子，我们可推度八九。

    　　四川省夹江县，总共不到十七万人，可是逮捕「反革 命」的案件竟有九百五十四件，而且其中又只有五分之一 是上级批准逮捕的，百分之八十共七百六十七件逮捕案件 未经任何部门批准。（注７：《夹江县志》一九八九年版 第四五七页。）要是再考虑到那上级批捕的也多属冤案， 人们就明白那「乱捕乱打乱杀」是如何恐怖了。当时夹江 县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三千分之一。即使夹江一个案件 只逮捕一人，那全县便逮捕了九百五十四人。按此推算， 全国仅在一九五○年的「镇反」中便逮捕了近三百万「反 革命份子」。由于一九八○年代中共出版的各县县志披露 各县在当时逮捕的案件均在数百件上下，因此即使夹江县 的数字超出全国平均数的一倍，全国总数也应在一百五十 万上下，这还不包括四九年中共的军队打到各处时当即就 捕杀了的大批「反革命」。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得意地声称，秦始皇「只坑了四百 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 一百倍」（注８：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八 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指的就是这场镇压。现今无法核 实那时被杀的知识份子的准确数字，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政 府人员和注定要被消灭的地主很多是知识份子（以当时中 国的标准而言），所以实际被杀的「儒」必定远远超出此 数，很可能接近被杀人数的三分之一，即五十万左右，超 过秦始皇不是一百倍，而是一千倍。

    一九四九年后陈毅主政上海，十分稳重。上海历来是 藏污纳垢之所，曾有人主张大开杀戒，列了数万该杀者的 名单，陈毅看了说太多，减到数千，他仍说太多。最后只 杀了确实罪大恶极的数百人。上海解放前夕上任的国民党 代理市长赵祖康是个老工程师，他就任后主动妥善配合中 共的队伍接收上海，使上海基本未受战争破坏。陈毅任命 他做了新政府的副市长。

    　　如果全国都照陈毅那么办，必可为本已缺乏读书人的 中国保存更多的文化力量，国家必定可以更快地从动乱中 恢复过来。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一无「招安」，二无「 怀柔」，三无「让步政策」，有的只是「镇压」和「反攻 倒算」，使中国损失了无数宝贵的知识份子。

    　　另一批注定要被新政权镇压的是所谓「封建地主」。 本来，乡村中有一部份地主又是当地的恶霸，鱼肉百姓， 俨如小国之君，对这类人予以镇压是必要的。但是，为中 国贫穷经济的出路计，对那些只坐收地租，并不残害百姓 的地主，尤其是只不过有那么十来亩薄田的小地主，家产 比旁人多得很有限，新政权没有理由将他们列为斗争对象 。要说「剥削」，他们比不上城里的工商资本家；要说「 反动」，他们同旧政权官府也没有多少瓜葛。但是，除了 少数因子女参加共产党，进城当了大官而受到保护之外， 统统被划归为「阶级敌人」，被扫地出门或者肉体消灭， 即使不置之于死地，也被斗得呜呼哀哉。